就在劳馥拉还在思索着人在被断头机斫下头颅的那一刹那，到底感觉是如清风拂过，还是如沸油煎炸时，巴黎城各街区开始奉临时成立的“叛国罪审判法庭”和侦查委员会的命令，严厉搜捕反革命党的分子。

    侦查委员会，成为此后类似机构的先声，这支队伍的组成部分是倾向于革命的旧巴黎警察，如菲利克斯亲近的杜蒙和武朗都在其中，他们经验丰富，但为了维持坚定立场，防备这群老油子把人犯给放走，每个街区委员会都选出特派员，对其抓捕行为进行监督；另外，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侦查委员会还从五个大区的国民自卫军内抽调部分燧发枪手。

    此刻，“告发”这个词汇也如浪潮般涌起，爱国精英们积极鼓动告发的风气，并声称这是巩固1789年革命成果而必须进行的有益活动。

    最早提出者是记者卡米拉.德穆兰，他率先炮制出一篇《告发者权利宣言》的文章，肯定在民主自由的体系下每个公民都有搜寻国家敌人的权利和责任，“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上”。

    国会议员巴雷尔直言不讳，“和叛国阴谋做出殊死斗争，并非要用刀剑，告发是最有效的行为。”

    米拉波伯爵也附和说：“在专制统治下，大肆鼓吹告发行为毫无MTExMTI0疑问是令人厌恶的；但在此时此刻，当国家身处危险当中，它就必须被视为我们，也即是自由制度捍卫者美德中最重要的部分。”米拉波伯爵还疾呼，真正的爱国者可以坦然告发他认为有嫌疑的人，也不会惧怕别人的告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可以在公众和法庭前替自己自由辩解，真相自然大白，革命者队伍也会由此愈发团结。

    布里索也在自己筹办的《法国爱国者报》的报刊每期题头上都刊印上一句警语：“自由的报刊是人民警惕的哨兵！”

    让.保罗.马拉更是将告发上升到了一门艺术，他的《人民之友》可以说满是揭露、告发和批判，“我就是人民的眼睛，你们不能如孩童般一无所知，不能看不到真相，人民之友将始终替你们擦亮双眼。”在当权者的眼里，马拉自然是最可怕的，他设置奖金，鼓励读者直接向他告发和控诉，告发的内容也直接刊登在报纸上，若马拉强烈怀疑某些官员或议员代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他甚至可能杜撰一封“给编辑的信”——实质的断头机还没有竖起，舆论精神的断头机就已矗立，这个断头机很快就进化为个怪物，它能自己审判嫌疑人，然后自己再处决嫌疑人。

    在俱乐部内，当有人问，告发到底会不会侧滑为诽谤时，脸色苍白的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回答的：

    “诽谤就是告发夸大后形成的，但法兰西好不容易结束了长期的奴役，自由终于重新树立，在目前革命根基未稳的情况下，这种夸大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很多时候矫枉便必须过正。”

    种种风气积累起来，最后在普罗旺斯伯爵绑架王室外逃案件后爆都都都都四武发，绝非一日之寒。

    先前在大同盟节内受惊逃走的那批贵族反倒是幸运的，当四面城关如铁幕般落下，巴黎内外的交通被严密封锁起来，就连市政厅的通行证都失效了，必须要侦查委员会的通行证方可，而这个委员会，实权则掌握在检察长兼起诉人乔治.丹东和审判法官富基耶.坦维尔的手里，按照其后解密的资料，菲利克斯手下的“邮政分拣员”也充当了猎犬的角色——革命的暴力、恐怖在1790年秋首次露出峥嵘。

    奥古斯丁修道院俱乐部，被封条封死。

    法兰西沙龙遭到彻底的搜查，一队新组建过的国民自卫军掷弹兵在市民们的欢呼声里突入进去，而后侦查委员会的成员将里面的柜子全部搬走。

    奇特的是，经过没费什么力气的调查，法兰西沙龙确确实实和西班牙、皮埃蒙特、西西里等外国，及聚集在科布伦茨、瑞士等地的流亡贵族存在大量书信往来，这也表明此刻的反革命贵族拙劣粗疏到何种程度！

    攻击的炮火很快蔓延到了制宪会议中，卡扎莱斯是法兰西沙龙的核心成员，他被宣布罢免议员资格，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只在纸上：这位喜好提出决斗的黑脸庞贵族议员被带走。

    隐修士穆里也未能幸免，他身为奥古斯丁修道院对革命抨击最猛烈的保守宗教分子，在巴黎城郊旅馆被抓捕，当时他正准备逃离。

    法兰西沙龙首领德.佩尼梅尔，在乔装骑马往西走，穿过杜伊勒里宫田园大街外的长野修道院马术场时被国民自卫军岗哨所拦下，验明身份后被送去阿贝义监狱。

    沙龙的女主人迪斯卡赫伯爵夫人在自家住宅内被捕，告发她的是自家的厨娘。

    经过委员会询问，迪斯卡赫伯爵三个月前已经在遥远的科布伦茨，于流亡贵族队伍内，发誓要为恢复光荣的旧制度而战。

    法兰西沙龙的另外位中坚分子布维尔男爵倒成了漏网之鱼，侥幸逃走。

    最终，环绕着对奥古斯丁修道院和法兰西沙龙两个“反革命组织”、“反公民团体”（丹东语）的彻底清查，更多的证据被递交到法庭上，递交到丹东的面前，虽然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