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广场的杀戮是无比震撼人心的。

    对大部分人而言，这起码代表个事实，那就是爱国委员会可以变更甚至越过法律的正常程序，决定一个公民是有罪还是无罪，决定一个公民是生还是死。

    这次对吉伦特党和摄政父子的集体处决便是最好的例子：

    吉伦特党分子确实在全国掀起叛乱，但是否真的是得到布里索、罗兰等人的指使，证据是不足的；

    杜穆里埃确实说过要复辟君主制，拥戴平等为国王，但平等父子多大程度参与其中，还是存疑的；

    就算吉伦特党里的首要成员，如布里索、韦尼奥或罗兰夫妇会定MTODMw罪，但其余成员一起被判决死刑，也是违背法律精神的，实际上二十多人里面起码有一半，平日里并无作为也无能力，按山岳党议员朱利安的描述，“无非是群小鱼苗罢了”，但也被殃及池鱼......

    以此为标志，爱国委员会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

    罗亚尔宫里，爱国委员会之一的乔治.丹东，虽然还在名义上领导“部长执行会议”，但他愤怒地认定，原本属于各部部长的行政权力，实则已转移去了救国委员会——海军、陆军、司法、内政、财政、外交六部的部长人选，实则全由救国委员会来定夺，它实际已退化为救国委员会的命令末梢。

    “救国委员会处于行政机构的中心位置，理论上一切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在它的监察之下”，这便是事实真相。

    但严格来说，救国委员会名义上还是国民公会二十一个委员会当中的一个，法兰西国民公会虽然缺了很多议员（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可它依旧还是“政府动力的唯一中心”，代表国家主权，拥有立法权，所有委员会都要在它的监督下行驶行政权，国民公会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投票通过形形色色法令，并颁布全国。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外的国防，还有对内的恐怖镇压，成了都四武浙川成国家的主旋律，故而形势发生了变化，使得国民公会里的委员会里，两个成为最强力的机构，即负责国防的“救国委员会”和负责镇压反革命的“治安委员会”。

    换句话说，因国家形势的需要，国民公会这个议会机关，反倒成了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附庸。

    救国委员会，实际就是个全能的“国防政府”，它通过下设的地形测量局来领导外交和战争，又通过武器弹药局来制造军火，通过物资局来统制全国经济，供应革命军队。特点很鲜明，它所有事务都是围绕着战争国防，并通过此去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所有行政机关。

    而治安委员会，则是兼警察和司法的暴力机关，和救国委员会一样，它的委员们规定每六个月改选一次，其后规定变更为“每个月改选三分之一”，个人和国家的一般治安问题都由其特别监察，并肩负着惩戒所有反革命嫌疑犯的使命，是个不折不扣的恐怖机关。

    譬如巴黎市政厅巡警队，治安委员会能直接绕过身为市长的菲利克斯本人，命令巡警去搜捕抓人，当然实际操作里，抓谁监视谁，其实绝大部分情况还是市政厅把疑犯名单报给治安委员会批准，再来具体实施，毕竟治安委员会也就十余名委员，不可能在巴黎“开天眼”。

    所以，恰如丹东对菲利克斯所言：

    “这下国家权力，便会从摄政和内阁（部长会议），集中到国民公会里，而国会里真正掌握权力的，又只有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

    在省区的地方权力上，各部门也展开激烈争夺。

    经菲利克斯对土伦、里昂暴动的残酷镇压，法国此时的地方行政部门被大幅简化，以加强巴黎的集权——国民公会不会忘记，当菲利克斯带着革命军炮轰杜伊勒里宫，逮捕吉伦特党人后，全国有一半的省区对这种行为表示过抗议，国家差点分崩离析。

    “省区的行政机关都沾染了联邦主义的荼毒，必须要肃清！”罗伯斯庇尔如此说。

    所以八十三个省，省级机关权力被狠狠裁撤了，只剩税收、公共工程和管理国有财产三项。其下就两级行政区划，即县一级和市镇一级，县级负责“监督革命法令和救国措施的实施”，市镇级便负责具体执行。市镇政府每十天要向县政府汇报一次，县政府则每十天要派遣“国民代表”，直接来到巴黎对国会各委员会汇报一次。

    但即便这样，国民公会依旧不会完全放心，它便直接向地方派遣“特派员”，差不多就是旧制度下的巡按使（刺史），而治安委员会又在各大城市派驻“革命委员会”，每个革命委员会也是十二名，他们有权开具疑犯名单，并挨家挨户进行搜捕。

    但讽刺的就在特派员这个制度上——国民公会会将部分议员作为特派员身份给派遣去地方，征税征兵，推行监督法令，之前在土伦战役里，那群差点喝令拿破仑臼炮发射的家伙，便是国会的特派员，而实际上菲利克斯、萨利切蒂和约瑟夫.波拿巴这个权力很大的“三人小组”、“某方面军专员”等，也属于国民公会授权的，只不过菲利克斯特殊些，他身为巴黎市长，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