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那场仗，白元光实有轻进之过，几覆全军，虽说事后李汲并不追究，且仍上报他克陷和戎城、昌松县之功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不能把昌松的功劳记在安西、北庭行营头上了——军中却流言纷纷，说白将军老矣，抑且数年来疏于弓马，对战场敏感性已远不如前……

    白元光心说老个屁啊，老子还没上五十好吗？！

    其实吧，白元光的责任，甚至于那些怪话，都是李汲命尹申等刻意传扬出去的，原本是希望揪住这条小辫子，迫使白元光低头，乃可以整训为名，彻底收编定远城兵。只可惜那“突厥奴”严防死守，挫败了李汲的图谋——主要李汲也不想太过强横，以免引发镇内动荡，因此试探几回不果后，也只得暂且作罢。

    但那条小辫子终究还捏在手心里啊，则命白元光率定远城兵南下，助守丰安军，相信对方不敢推却。

    一方面，定远城兵素号精锐，另方面，白元光本人也向以勇猛敢战名震朔方，则如此重担若白将军不肯挑，还能付托给谁呢？你若是拈轻畏重，必受全镇将兵鄙视，到时候千夫所指之下，我褫夺你的兵权，并吞定远城兵，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果然令下定远城，白元光欣然领命——起码表面上是如此——即率四千兵马开向丰安军驻防，仅仅要求，所需粮秣物资、开拔费用，节镇得先期给出而已。

    李汲对此却无二话，大笔一挥，应准所请。

    其实去年从凉州折返之后，李汲便预判蕃贼或将来侵，因而在下一年的财政计划上，额外添此一笔。详细规划书是年底交到杨炎手上的，而杨公南也早用数月的时间，将朔方财政状况梳理清楚，打算下一轮夏粮、秋粮的征收，要改行新政。

    仍旧采用当初颜真卿在魏博的故智，即在名义上并不废罢旧制的前提下，减免租庸调，同时加收一系列临时性赋税。朔方镇虽然广大，论起耕田数量来反倒远不如魏博，基本上分布于灵武、怀远周边地区，以及河套，还有夏、盐、银、盛等州州治附近，有这么大半年时间，足以丈量、核实清楚了。

    在与李汲反复商议之后，决定将诸州财税泰半委任给刺史负责，除灵、丰二州外，倘有结余，节镇并不征收，若有缺漏，节镇也不增补——自己想办法去！节镇只统筹灵、丰二州的粮食收入，以及各羁縻州胡部的牛羊贡赋，再加上井盐之利、互市之利，以及朝廷惯例的赏赐、河东方面惯例的资补。

    由此在甩掉一些包袱之后，杨炎再根据李汲的支出计划，裁定了翌年的赋税，交到李汲手上。李汲细细一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税负如此沉重，杨君是欲逼人造反么？”

    杨炎苦笑道：“镇内在在需用钱粮，而节帅又欲疏浚诸渠、修缮诸城，整理道路，复大募兵，赠兵卒粮饷，来秋更有发兵御蕃之意……便只能是这样的结果了。”

    李汲一皱眉头：“杨君曩昔上奏圣人，改量入而出为量出制入，难道统筹全国财计，也要定下此等苛税么？”

    杨炎摇头道：“量入为出，财税无计划，用度无取舍，圣人不察细务，而百官不知轻重，于国家无益。量出制入，则可以于官俸、兵饷、工程、劳役等支度权衡利弊，汰不急务，只谋必须，可以利国且便人也。”

    说白了，杨炎是想把更大的权力揽归财税部门，由财税部门审核各衙署次年的开销，而不是你们谁都能抱着一摞计划书过来，坐等财税部门拨款——基本上属于谁权大，或者谁有门路，则谁先得。由此其言下之意，根据节帅你的计划，我额定了来年税赋，倘若觉得过于繁重，担心激起民变，那你就先修改自己的计划啊。

    李汲不由得叹息，心说杨公南啊，量出为入不是你这样搞的……

    固然财税部门审核各部门开销计划，必不可少，但后世近代化政府的量出为入，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借款、发行公债等诸多手段，预支往后数年的收入，以便先期投资一些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若然将所有的额外开销全都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去，那这国家非垮了不可啊！

    但也没有办法，这年月既不可能发行公债，地方政府也无权力借款——而且能朝谁去借啊？对于朔方来说，倒是可以向朝廷哭穷，请求额外调拨，问题是朝廷也不富裕，我更不可能把朔方的动产、不动产抵押给商家啊……

    那也只能修订自家的支出计划了……李汲道：“疏浚沟渠，便于农事，利在百年，不可变也——汉渠、唐来渠等，早一日完工，田地便可望早一日多有产出，且便逢荒旱，也不至大被灾。至于城池，丰安军、鸣沙城近贼，当先修缮，余城只得暂缓……士卒粮饷若不增补，逢敌必受重创，战后抚恤又是一大笔开销……”

    反复筹划，最终才将田税，以及诸胡的供奉，降低到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数字。田亩自然也按京兆之法，定为九等，依等依数，定下不同的税额。不过灵、兰二州并无什么豪门巨户，多数田产其实是捏在诸将手中，李汲干脆自己先掏腰包，强买了数百顷的良田，然后带头答应按数缴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