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自从枫树桥一案之后，整个申城都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情报处的那些特务，一方面受到上级的逼迫，不得不出动剩余的人马大肆搜捕，一方面又对共党的力量颇为畏惧，以至于一番运动下来，也不过雷声大雨点小。

    倒是报纸上一直都些烂七八糟的报道，基本没几个贴近事实的，大多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胡乱编造的内容。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中央机关的一些活动还是被控制住了，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包括作为此时中央实际主持人的伍翔宇和李利叁，也尽量减少了外出和开会的频次。

    当然了，随着刘懿的到来，对于红四军这个当下组织掌握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中央的同志自然是尤为重视，否则也不会伍翔宇也不会第二天就前去见面。

    除了伍翔宇之外，李利叁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就知晓了刘懿的到来，在伍刘会面后的第二天，他也与刘懿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

    刘懿离开闽西时，出于安全的考虑，随身没有携带任何相关的文字材料。

    若按历史上的办法，来到申城后，他必须全凭记忆，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写成一份份报告书——这便是著名的“五万言报告书”。

    但这回刘懿相对要轻松不少了，因为程刚之前就带来了大量资料，这些都是前委的同志们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方才统计完善而成的，最后又由李润石一一审核。

    这些资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极为准确的叙述，所以在刘懿到来之前，伍翔宇就已经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情况。

    当然了，即便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中央这边肯定需要跟刘懿再次确认一遍的，而且因为程刚身份的特殊性，现在他的信息暂时还被伍翔宇封锁在了特科内部，只有陈耿等少数几人知情，其他人顶多知道些凤毛菱角。

    至于中央的其他同志，现在则只有李利叁等高级干部得到了通报，包括那位已经差不多被架空的向总书记，也没有任何人主动告知他情况。

    根据程刚与伍翔宇的约定，这样的保密措施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算是伍翔宇对他的最大让步了。

    所以要讨论红四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刘懿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面还需要他向政治局汇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会由他和李利叁、伍翔宇三人一起，起草对赣闽根据地的新一轮指示。

    程刚等的就是这封“九月来信”，掌握飞行航道的他就是最佳的信使，可以第一时间完成信息的传递。

    ——“永远不要低估一辆装满磁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小货车的传输带宽”。

    别说与传统的交通站通信相比，即便是和有线或者无线电报较量，当信件上的文字够多时，飞机的传输速率也要快上不少。

    话说此前其实还有一封“八月来信”，但是在他穿越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寄出去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送到，如果运气不好，八成便会和历史上一般跑到豫省去了。

    自从和伍翔宇一起见了刘懿一面后，程刚便没有继续与刘懿交流，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后续怎么操作，他相信这两位同志的水平。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程主任将会继续发挥其后勤部长的效能，支援特科的同志赶制无线电台，至少等他离开申城抵达赣南，可以建立起双方的联系。

    不过这个联系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还得看下一步的操作，起码接下来的半年里应该还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加强李润石的权威，然后推进红四军的改革。

    但到明年就不一定了，届时如果依旧爆发了“左倾”的错误政策倾向，那么要怎么解决还是一件麻烦事。

    可话又说回来，即便不建立联络，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作为基层执行单位，还是照样得去淌坑。

    如果希望避免错误的发生，或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根子还是在中央这里，这也是程刚选择与伍翔宇合作的最大原因，至少就目前来看，这位在话语权最高的那批领导人中，已经算是最为理性的一个了。

    这些暂且不谈，就在刘懿到来后的第三天，在他向政治局汇报之前，伍翔宇与李利叁就对整件事有过细致的长谈。

    “这么说来，这个程刚，在红四军的发展之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咯？”

    相比于和程刚直接接触的伍翔宇，李利叁对此事的了解要更加模糊一些，不过他也不是单纯的书呆子，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就由他指挥完成的。

    对于伍翔宇持有的合作态度，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在这位眼中，这几年革命低潮中组织内出现的悲观思想和消极情绪才是最大的麻烦，一切积极向好的因素，都应该发扬光大。

    所以从去年起，李利叁就非常热情地支持李、王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并且积极介绍推广红四军的战术原则和经验，赞扬他们“是革命农民之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