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的到来除了给南凉红军学校的师生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记忆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但实际上他还是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或者可以说一锤定音的作用。

    根据程刚的了解，在整个陕甘地区的组织人员当中，真正切合程刚本意，并且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的同志，就目前来看只有刘之丹和他身边的一部分人。

    至于其他不少同志，或多或少都有点其他的想法，甚至可能还有的认为，刘之丹在一些措施上未免有点过于一意孤行了。

    打个比方，在游击队的战士们自己都很难有足够补给的情况下，分出大量粮食用于支援办学，或许大部分人都能理解这么做的意义，但是肚子一饿起来，说些怪话乃至阴奉阳违，也不是没有发生。

    这种情况下，一昧强行地用组织纪律去要求同志们去完成任务，或许短时间内没有问题，但考虑到当地组织建设得还远远不够完善，不止是新吸纳进来的人员，就连从其他地区赶来支援的同志，他们能不能做到严守纪律，包括刘之丹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

    再加上这半年里刘之丹与省里之间的意见冲突，组织中其他人到底站在哪一边，这都是不好说的。

    所以程刚这个名义上中央大员，手中又掌握了大量当地紧缺的各种物资，眼下跑到这里来坚决地支持刘之丹，对于后者而言无疑是多重意义上的雪中送炭。

    尤其程刚确实做到了彻底的用人不疑，把援助全权交由刘之丹处理之后，一门心思窝在学校里，根本就是在摆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之后赶过来沟通的同志，他也只是简单地开了一个小会，然后再次重申中央对刘之丹的支持，相当于给这片初生的根据地插上了一根定海神针，不给任何人聒噪的机会。

    虽然说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对于一个组织长远的发展而言存在各种弊端，但若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团体，连个统一的声音都没有，那么肯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也必然扛不住后续敌人的猛烈攻势。

    更何况程刚也相信刘之丹这位经过历史考验的同志，能够正确处理好这里面的关系，而且由程刚或者说中央扶起来的山头，至少也要比自己发育起来的山头更为可靠一些。

    当然了，这些问题都还太过遥远，对于已经驾驶飞机离开陕甘，又再次返回现代的程刚来说，其实没必要考虑太多，现在不过是放个棋子在那，后续到底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而在另一边，已经回到国内数个月的伍翔宇，也终于是艰难地理清了申城这边的关系，但同时他自己也被困在这座犹如牢笼一般的城市之中，暂时没法离开，甚至就连与锐京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每次收发电报都有些心惊胆战。

    通讯的问题还好解决，既然没法联络，那就不联络便是，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伍翔宇就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润石。

    后面伍翔宇与瞿求柏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东北，又辗转回到申城，以及在申城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其实都是李润石在实际主持着全国的工作。

    在伍翔宇看来，既然有后世的现实证明，李润石的能力可以说完全不用质疑。

    李润石在之后能完全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功坐上党的C位，伍翔宇根本犯不着过去添堵，甚至还必须要利用现在自己的有利条件，积极扶持李润石在党内的发展，这从私心出发算是一种投资，而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党负责的信念。

    而在党内其他同志（无论是莫斯科、申城还是中央苏区）看来，现在伍、李二人无疑已经组成了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手下又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及财力，这般力量任谁也不敢小觑。

    因此自从伍翔宇抵达莫斯科之后，他的所谓遥控指挥，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做着最后的拍板和背书，实际的决策和执行都是由李润石完成，近半年下来两人配合完美，这些其他同志自然都看在了眼里。

    所以李润石暂时接过主持权力，虽然还是挡不住一些人存在不同见，但至少在一定范围局面还是平稳的。

    而且这样的主持除了一个临时的名分外，实际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些程刚经常光顾的根据地，在财政上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又兼有电台作为联络手段，本来就听得进话、经得住劝。

    至于那些各大城市内的组织机构、以及靠近申城的一部分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申城来指挥，锐京这边根本就伸不过去，想管也管不来，所以一切基本都是照旧，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但凡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样的局面是肯定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的，因为这已经出现了分裂的风险。

    之前也提到过，之前土共的组织架构可以大致分为中央-省委-地方三级，其中各路红军算作是地方一层，既由省委指挥，又接受中央的命令，具体要看该部红军的实力大小。

    比如红四军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处于湘赣边界的缘故，湘、赣两省的省委都对其拥有指挥权，两边为当时的槿甘山提供了不少帮助，当然也下了不少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