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路军的撤离，算是洪城行营给自己整个一年的剿匪工作彻底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哪怕常凯申再不愿意承认，也得接受己方势力因为战损而大打折扣的现实。

    而国内的政局，在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之后，曾经短暂地平息了一阵，各方都打出了一致对外的口号。

    但实际上地底的暗流却从未平息过，这几年来，常凯申一意孤行地实行他的安内政策，大搞“削藩（军阀）”的同时更不忘剿匪。

    如今内外交困之下，之前积攒的反作用力一股脑全部爆发了出来，即便是一贯擅长政治手腕的常凯申，也因此被逼得手忙脚乱。

    尤其是到了十二月，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而这三个月来，夏国军队的不抵抗措施，使得早就反对常凯申独裁统治的果党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并宣称可以此改变整个国家的被动局面。

    接着26路军的“叛变”则更是放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常凯申现在名义上控制的几十万大军，实际值得信任的不过那几个嫡系师，偏偏这股力量还在之前的大战中受了不小的损失。

    常凯申的心里就非常清楚，如果不先处理好眼前局面的话，继续仍由其发展，再想压制住场面就很难了。

    所以到了十七日，常凯申在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一天，张少帅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当然，这波政局变动中，最重要的还是财政部长常凯申的小舅子兼财神爷宋子文，选择了与常凯申共进退，于是果党的权力中心由此进入彻底的中空。

    这是一招明显的以退为进，除了让出一个所谓的名义外，常凯申军权、财权一个都没撒手，如孙科、胡汉名等人即便上位了，也不可能做成什么事情。

    甚至就是这些反对派内部都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常凯申在位时，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常凯申刚一下野，大小军阀、政客就开始相互争斗，政潮迭起。

    只能说，这时期的果党已经显露出了其烂在根子里的本质，除了常凯申之外，居然根本找不出一个有能力做成点事的领导人出来，虽然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便是。

    “所以这就是矮子里头拔将军，我估摸着要不了多久，果党一众又会把给常凯申重新迎回来，甚至利用这次机会，他还能多捞到一些权力。

    以退为进，可能还会趁机收服汪兆铭，顺带逼走胡汉名、李宗人，再玩弄一把孙科，大概就是如此。”

    从集安回到苏区的程刚，在给几位高层干部汇报情况的同时，顺带还分析了一把当前的政治局势。

    这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情报工作，若是这次程刚总结的情况没错，那么就意味着红军将会进入一个难得的机遇期。

    常凯申虽然在下野后依旧把持着军权，但这仅仅是依靠其过往的威信、财力以及与各将领之间的私人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很多事情做起来肯定不方便。

    所以程刚提到，至少在明年上半年，红军不用担心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可以放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次他算是准备得相当充分，为了提防蝴蝶效应和自己脑中的固定思维，除去拿后世的资料作为参考外，程刚还抽空总结了不少果党的电报报文，并将这些消息与远在申城的伍翔宇一一核对，方才敢得出最终的结论。

    所以在大家看来，程刚这个财政部长兼后勤部长，又兼任了情报方面的工作，偏偏还做得不错，资料详实，逻辑分明，而且之前的一些推断也被现实所印证。

    还好现在的苏区内部坑多人少，各大部门都处于缺人状态，相比于几十年后的大政府，这时期还只能说是个勉强搭建起来的草头班子。

    所以能者多劳，只要能够对事业有所帮助，大家也不会在意太多权力制衡之类的问题，程刚愿意接手帮忙，大多数同志高兴还来不及呢。

    以往大家要做出这样的判断，一般是依靠从各种渠道运过来的报纸，然后从只言片语之中提取出信息，甚至还不得不加上一些个人判断，所以即便产生了结论，也会因为缺乏说服力而很难得到其他人的信任。

    比如历史上的第三次反围剿，李润石和王凯就错误估计了常凯申的战略部署，以为后者会因为两广的反对而陷入政治斗争中，无暇围剿苏区，因此便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让红军主力来了次大行军，从闽西绕到前线去。

    这一次虽然没有发生类似的错误，但如果没有程刚的插手，很多资料还真的不好弄到，对此在座众人也是有所耳闻的。

    “既然如此，程刚同志，如果按照你的预测，后面我们应该从哪个方向取得突破呢？”

    提出问题的是彭拜，没有因为叛徒牺牲的他，如今是苏区内仅次于李润石的几位大佬之一，现主要负责农村的土改工作。

    在土改政策的问题上，彭拜与李润石持有相同的立场，那就是绝对不能按照GC国际所言的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为此他也常被指责为走富农路线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