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其中涉及的新式表格和统计方法让一些老派官员看得头晕，但其逻辑严谨、环环相扣，很难找到硬伤。

    首辅刘健在仔细审阅了《辑要》和方法后，沉默了许久，最终在朝会上表态：“老臣以为，《京报》所载数据，或有不尽完善之处，然其指出的问题，确系存在，且甚为严重。陛下借此警醒臣工，激励革新，用心良苦。至于《京报》本身…若管理得当，秉持公心，或可成为沟通上下、厘清事实之一助。”

    连首辅都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京报》和数据的作用，反对的声音虽然仍在，却已无法占据主流。

    南京，当《京报·实务选编》创刊号和那份《数据辑要》传到江南时，引起的震动更是空前。

    那些原本散布流言的士绅和官员，顿时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数据面前，任何“宽仁”、“勿扰”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民间和中小地主阶层，则对朝廷整顿漕运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甚至隐隐生出了期待。

    文贵在江南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他趁机加大了对“浮收”等明显弊端的查处力度，动作虽然依旧谨慎，却更显底气。

    《京报》的初啼，以其独特的“数据为刃”，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江南的舆论反扑，更深刻地改变了许多士大夫的认知方式，让“用数据说话”的理念，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出现在大明的政治舞台上。

    朱厚照感悟到，这把刃，他已经成功地淬炼而出，并将在此后的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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