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的反应。用事实说话，看看是谁真正在‘祸国殃民’。”

    “第二，刊载一篇杨一清从宣府来的最新奏报，不必涉及军事机密，只谈边关将士在陛下新式练兵思路下的精神风貌和卓绝训练，再次强调巩固国防与内部整顿的关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朱厚照目光锐利，“开辟一个‘格物新知’的小栏目。首期，就简要介绍‘天竺数字’的来历、写法、以及其在九章算术中的基本应用举例，强调其‘工具’属性，无关华夷，只论效用。同时，可以透露西苑正在进行的、利用新式算法和图表，对漕运、边饷数据进行优化分析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这一手极其高明。你攻击我是“异端邪说”？我偏要大大方方地将其作为“格物新知”来推广，并将其与实实在在的成效挂钩。

    这是一种自信的反击，也是一种积极的引导。

    费宏闻言，眼睛一亮，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陛下圣明！臣知道该如何做了！”

    朱厚照又补充道：“至于刘瑾那边的弹劾，你不必担心，朕自会处置。你只需记住，《京报》的立身之本是‘公’与‘实’，握紧这两点，便无惧任何风雨。”

    有了皇帝的明确指示和坚定支持，费宏心中大定，斗志重新燃起。

    就在《京报》紧锣密鼓准备新一轮舆论反击的同时，朱厚照在朝堂上，也对刘瑾的小动作做出了回应。

    他没有直接斥责刘瑾，而是在一次御门听政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充分肯定了《京报》在“沟通上下、澄清事实、探讨实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特别赞扬了费宏的“持身中正”和“勤勉任事”。

    这无异于一道护身符，让刘瑾的弹劾顿时失去了威力，也让朝臣们更加看清了皇帝对《京报》和新学的大力支持。

    苏州案的判决，在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最终得以维持。

    陈书吏和沈粮长被依律流放。此案虽小，却如同在江南官场投下了一颗信号弹，宣告了文贵整顿之剑的锋芒所指。

    而随之而来的《京报》风云，则是一场更高层面的、关乎话语权和改革方向的较量。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比处理几个贪官污吏更加复杂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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