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战士脚下的铁轨，因为交叉，显得有些杂乱。而远方，是笔直的铁轨，通向天边，通向江边，被树木掩映的地方，也通向一个林淮唐梦中更美好的世界。

    两排罗马柱，支撑着雨廊和月台。水泥拱顶上，有简单的装饰性图案。它们都是几何图形，依稀可见。

    浦口车站在林淮唐的记忆里，更多是朱自清文字描绘的地方，是朱自清父亲爬过的地方。其实，这是一段很短很短的距离，穿过四条铁轨便可以爬上那边的月台。这一道铁轨和另一道铁轨的距离不过一米多。

    火车的信号灯，倒插着的箭头的标记，倒是醒目。车站内，发车速度越来越快，火车轮子从铁轨上摩擦过去的声音，响彻在北伐军战士的耳朵里，就是一声声敲开北方大门的鼓点。

    轰隆隆、轰隆隆……

    北伐军被编组为两路军，第一路军由第一师和第二师组成，也是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司令是林时爽；第二路军由第三师和独立旅组成，司令由林述庆兼着，他这个总司令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工作还是以做第二路军司令为主，总司令部的工作就交给了林淮唐和参谋班子。

    从浦口出发，沿着津浦铁路北上，北伐军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将近三万人的滚滚大军，战斗力和列强的陆军比起来当然还差得远，但在年轻的南方新军和草莽的会党民军衬托下，已经称得上劲旅跟铁军。

    从浦口到津浦线南段在安徽省境内的第一个重镇滁州，北伐军沿途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旅，只有少数巡防营开枪抵抗，但人数很少，根本不能成为北伐军的麻烦。

    江防军已经被林淮唐彻底消灭掉了，安庆方面，虽然原来驻扎有一个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是一个混成旅的兵力，但是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安徽后，安庆革命党人策动了新军起义，即便被安徽巡抚朱家宝镇压，但也使得朱家宝手中兵力严重不足。

    武昌起义之前，还有寿州革命党人张汇滔、张纶、绅士王庆云等，即以办地方保卫团为名购买武器，以农会为总机关，筹备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张汇滔、王庆云等立即召集邻近各县革命党人开会，筹划响应。

    当时，驻扎寿州的清军共二千余人，革命的武装力量与清军不相上下，而士气高昂，则远胜清军。14日晚，寿州城内外革命军一齐发动，声势浩大，地方文武官吏闻风潜逃，清军慑于革命军声势，不敢出而抵抗，经过劝说，均缴械投降。第二天全城悬挂白旗，商店照常营业，寿州遂告光复。

    寿州光复后，立即成立淮上军司令部，着手改编军队，最后编定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二营。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淮上军除留一部分守卫寿州外，其余分兵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很快光复六安、怀远、凤阳、蚌埠、霍丘、阜阳、涡阳等地。

    与此同时，合肥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当时驻合肥巡防营管带季光恩和知县李维源，看到清廷大势已去，经革命党人的几度劝说之后，终于赞成革命，宣布庐州独立，组设军政分府。

    在合肥独立的同一天，皖南芜湖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公推吴振黄为总司令。此外，田仲扬、田叔扬兄弟发难于临淮。方珞舟等起义于定远。程恩普、卢镜寰则组织民军联合淮上军光复颍州。总之，各州县民军四起，省城安庆“已同孤注”。

    安徽省内各州县民军风起云涌，处处高举革命的旗帜，朱家宝的命令连安庆城门都出不去，遑论出兵抵挡北伐军。

    北伐军占领滁州以后，津浦线南段，嘉山、临淮关、蚌埠、沭阳、宿迁、南宿州、怀远等等地区，完全处在了华野的攻击范围之内，沿途没有任何一股可堪一提的清军部队可以阻挡北伐军的继续前进。

    反而是在津浦铁路的东面，也就是江苏省的苏北一带，还有一支属于北洋军系统的第十三混成协驻扎在淮安府清江浦。

    武昌起义后，坐镇清江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被调走，地面混乱。11月4日，原标掌旗官、同盟会员龚振鹏与队官赵云亭起义，率数十人入城攻道台衙门，不克。6日，新军大队攻城，士绅开城欢迎，不料新军入城后即大肆劫掠，龚、赵无法控制，起义变成了兵变。

    变兵很快被未附义的北洋军队驱逐，士绅们推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蒋雁行出来主事。蒋雁行是老武备出身的北洋系人物，他在清江浦表面上召开光复大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实际上还是假光复独立之名，行缓兵之实。

    总司令部刚刚从浦口总兵站前移到了滁州的火车站，参谋班子忙得不可开交，各种各样的讯息和工作溢满耳目。

    林淮唐作为实际上的总司令部主持人，也多亏了他精力超人，每天只睡觉休息四个钟头，白天除了吃饭总共花十分钟以外，全部时间都砸在军务上，这才能把近三万人军队的后勤、情报工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刚从南京陆军中学借调过来的一批参谋，还不习惯林淮唐的工作作风，一伙人叫苦连连，参谋处的作战主任李济深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