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钢的建设正搞得火热朝天，与此同时，在上海和南京被黄兴遣散的一批南方革命军将校官兵，也坐在了开往江北的火车车厢里。

    汪爱民两手扒在车窗的边缘，看着外面迅速变幻的景色，从三四月间郁郁葱葱的烟花江南，跨越滔滔不息的长江，一变为平坦辽阔的苏北大地，浅灰色和浅绿色交相伴生的平野上，低矮的丘陵与肆意生长的树木，以顽强的生命力屹立在黄淮海平原上，一如这些被南军留守裁撤遣散的革命官兵，萧索中透着新生的朝气。

    他很快就联想到去年年底从武昌乘船出发，一路前往南京参加北伐的往事。汪爱民是鄂军老兵，阳夏战争时任宪兵队队长，但后来黎元洪在鄂军内部排挤同盟会党人，他才被迫离鄂赴宁。

    长江浪花朵朵，北去的列车与去年东下的汽船相比，让汪爱民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当然无疑是“组织”的种种待遇。

    组织。

    这是社会党那些人经常提到的两个字，好像组织从不会离开他们的嘴边，事实上也如此，即便在这列火车车厢里，汪爱民也能感到“组织”的存在。

    去年他东下时，前往南京的船票是自己拿光复饷买的，武器装备也是汪爱民从武昌直接带走的。南京的同盟会方面，除了孙中山发过一个号召革命军官兵前往汇集北伐的通电以外，便没有给出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了。

    到南京以后，也是如此。没有同盟会的组织迎接，也没有对口的部队接受，就连食宿问题都要汪爱民自己找关系来解决。

    但这回社会党的情况，便截然不同。

    他还记得自己在南京的时候，是上街给部队买伙食食材的时候，偶然间才在街头发现了自己的部队，已经连带整个番号被成建制裁撤的消息。

    当时汪爱民整个陷入惶恐无助之中，一时间连营房都不敢回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向袍泽们解释这个情况。就是那时候，在街头张贴的公文下面，几个左臂带着一条杠红臂章的社会党人，围住了汪爱民。

    他们手捧一大堆宣传材料，有什么五道口、五角场学校师资如何如何发达的介绍文书，还有什么江北土地如何如何肥沃的政策宣传海报，一拥而上，都递到了汪爱民面前，他懵懵懂懂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便答应了下来，说将参与社会党的“复员安置计划”。

    直到汪爱民拿着这一堆宣传材料回到营房的时候，他才渐渐回过味儿来，猜测这是不是社会党的人来截胡同盟会？但营房里那些同样被黄兴裁撤遣散的官兵，就没有汪爱民想得这么多，绝大部分人看过宣传材料以后，便都很快同社会党的宣传干事按了手印签好安置文书，最后汪爱民也是在众人鼓动下，不清不楚就按下了手印。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坐上了前往江北的火车。

    火车的座位上有社会党准备好的茶水，到中午时分，还有社会党的几个工作人员，挨个车厢地发干粮食物。他们发干粮的过程，便还有一个宣传干事见针插缝地向复员官兵们介绍江北的垦屯情况。

    汪爱民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车厢里不少官兵都围在他身旁，要他帮忙解释一下这些垦屯政策，比如说那什么国营农场与直接分地单干有什么差别？

    还有那一大堆合作社的名目，劳力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兄弟们该不该报名参加？

    但汪爱民虽然留过洋，见多识广，面对社会党宣传干事嘴巴里蹦出来的无数新名词，却也是两眼蒙圈，听了好半天才稍微搞清楚一丢丢。

    好像就是国营农场，类似于给人家做长工，分地单干的话，田是归自己所有，好像更好一些。至于那各种名目的初级合作社，汪爱民以为既然大伙人在屋檐下，那还是尽量多听从社会党的吩咐和主张办事吧。

    “林君汉是和袁大总统、孙先生齐名的创立民国三大伟人之一，我寻思他也没有骗咱们兄弟的必要。”

    可随后社会党那些宣传干事说的话，却让汪爱民很是觉得诧异。他们说什么参加国营农场的工作，是有条件的，要符合条件才能选择国营农场，反倒是分地单干，要求的条件最低。

    至于那些初级合作社，倒是条件门槛都很低，在火车上便已有不少复员官兵或签名或按好了同意参加的手印。

    “百川？是百川吗？我邓浩海啊！”

    汪爱民正在迷糊中的时候，突然听到车厢前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他抬起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眼前。

    “邓瀚？你不是去上海了吗？我们竟然在这里相遇。”

    邓瀚年龄比汪爱民还小不少，嘴上还带着少年感十足的唇毛。他穿着一件棉麻材料的单衣，但头上还戴着一顶形制上好像是社会党野战军部队的大檐帽。

    邓瀚咧开嘴，嘿嘿一笑：“对，我去上海以后跟着书记长参加了北伐，最近不是搞复员吗？组织上号召有农技经验的军官，带头参加复员工作，我就跑来报名江北国营农场的活咯。”

    汪爱民和邓瀚算是老战友了，邓瀚是湖南人，阳夏战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