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有更新、改换土地契约的传统，总不能新朝建立以后，证明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上，还堂皇印着前朝的大印吧？

    所以廖仲恺在广东实行的换契改革，并不算石破天惊之举。可仅仅如此照价纳税的“修修补补”，都不能为广东省内的社会贤达们所接受，改革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社会党的换契改革，力度远较廖仲恺大得多。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则在于社会党使用了快刀斩乱麻的策略，充分利用了辛亥革命时局动荡混乱的窗口时间，到南北议和之时，各地换契都已经基本结束。

    袁世凯为首的北京中央政权，由于需要暂时承认辛亥革命以来的既成事实，所以也不便支持还乡团反攻倒算——袁世凯现在要支持那些还乡团的话，就等于宣告辛亥革命违法，那袁世凯自己的总统地位又从何而来？

    这也是社会党和廖仲恺措施相似的改革，之所以结果差距巨大的原因所在。

    当然，除此以外，社会党还有着更加全面的基层组织和动员机制，更加强大的工农武装作为依靠，同时也有着林淮唐亲自领导的舆论宣传机构，这些都是廖仲恺所没有的优势。

    比如说宣传方面，社会党对外做文宣，并不强调党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而是转移矛盾的焦点。例如说梅州一带作为革命老区，土改力度非常大，不少地方甚至已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均田分地，所以也很有一批土豪乡贤到处煽动“社会党在梅州杀人夺田”云云。

    社会党的文宣相应地就会强调说，梅州土客杂居，械斗传统源远流长，所谓“社会党杀人夺田”的控告，实际上是一小撮不良分子趁革命时的混乱大搞土客械斗，与社会党无关。杀人的情况当然有，互相争夺田地的情况当然也有，但社会党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当地社会传统”，暂时不能进行强力干预。

    在江北地区呢，社会党的文宣方面，主要就是强调当地有匪患云云，还乡团所谓“社会党专杀搢绅”的指控，实乃当地匪患深重，土匪喜好杀掠身家殷实的大户。

    总之，文宣方面的重点，就是要把封建地主阶级对于社会党土地政策的指控，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其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不同需求，使得封建地主阶级不能团结成一个力量来向社会党发起进攻。

    梅州地主控诉社会党不能约束好当地的土客械斗，江北地主控诉社会党不能剿灭土匪，这样不同的需求，就让这些反动势力无法联合起来，单独的反动派，则其无论在物质上的力量，还是在舆论上的力量，都不能动摇社会党的统治。

    后世常说国际资产阶级早就团结起来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还在互开左籍。现在社会党的策略，就是让各地的工农力量以党为中心先行团结起来，而对封建地主等反动派，则尽量分化瓦解，延缓他们联合起来进攻的时间点。

    这同时也可以起到降低袁世凯警惕心的作用。

    确实，在革命的斗争之中，有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些具体的策略性。

    廖仲恺很是无奈地说：“广东省的财政情况，经过这段时间的整理，在国民党各省内条件已算最为优越。但由于列强借口革命以后中国政局尚未稳定，将粤海关关余全部扣压，广东的财政依旧入不敷出。我裁军为二师兵力，实是无可奈何之举。”

    廖仲恺没有说出口的其他难言之隐，林淮唐也很清楚，那就是粤东等地为社会党单独控制，一切税收财源都没有上解给省府，同样加深了国民党方面的财政危机。

    只是今天双方要谈合作，廖仲恺审时度势，作为一个主张务实的人，自不会讲出这种触到林淮唐霉头的废话。

    林淮唐一手按在唇上，他公务繁忙，很有段时间没有剃过胡须，唇上也长起铁青一片的胡茬。为得方便起见，林淮唐甚至也想过，是否干脆留一副“民国大帅”式的威廉胡。

    廖仲恺又说：“君汉先生，可知道北京中央发表给社会党的番号是多少吗？”

    林淮唐眉毛一挑：“昨晚陪同孙黄二公，困顿一夜，还不知道有什么新的消息。”

    廖仲恺轻轻摇着头，叹道：“今天清晨，北京刚刚发表了江北及闽粤边各军的整编方案。”

    林淮唐一早起来就先到粤秀楼会见廖仲恺，赶巧就没有看到这封发表电。

    廖仲恺把电报局那边印来的副本，交到林淮唐的手中，看他一副哀愁的模样，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兹将江淮各部整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九师，闽粤边诸部整编为闽粤边防军第一至第五混成旅……”

    林淮唐念出了发表电中的文字，袁世凯给社会党武装的整编方案，开出了一师五混成旅的优容条件。这和袁世凯对于国民党武装的限制苛待一比，似乎确实显得很是优越。

    但林淮唐却不屑一顾：“社会党的主力在江北，袁大总统只给一个师番号，社会党在闽粤边没有多少野战部队，反开出五个混成旅番号的条件。这明晃晃地一桃杀三士，是准备驱虎吞狼，让社会党回南方给国民党添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