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就在林淮唐离开绥远返回北京的道路上，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没人能想到社会党会选择这样一个契机和时间，展开内部的整顿运动。但对林淮唐来说，这又无疑是最好一个可供利用的窗口时间。

    作为书记长的林淮唐并没有亲自到徐州部署和领导党内整风，但他巨大的影响无孔不入，人虽不在，精神却在。特别是考虑到林淮唐在党内可谓极度强势的领袖地位，或许选择在他远离社会党主体的时候发起整风运动，本身也是一项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

    整风的过程，并没有一些人想的那么血腥或者勾心斗角。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负责整风主要工作的并非是监察委员会或政治保卫局这样的强力部门，而更多只是一些组织部相关的人事部门。

    因为整风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杀人、不是抓人更不是什么权术百出的政治斗争，而就是最简简单单地写个人小传或曰革命历史。

    中国社会党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被要求写一份大概四千字左右的个人小传。这份小传需要详细说明这名党员参加革命以前的历史，以及参加革命以后的种种经历。

    党的人事部门，在掌握大量个人小传以后，还会通过相互对照的方式来做印证，任何隐瞒了自己过去历史的党员，都会被视为“落后分子”，需要转入徐州、淮安、汕头和龙岩的整风学习班进修。

    如此简单的方式，却比任何情报部门和谍战特工都更为有效。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真正串联所有人，来伪造自己从前经历的事情。

    任何一个人只要隐瞒自己过去的历史，都会在接下来的对照印证中露出马脚。而在整风中故意隐瞒过去历史的做法，又无疑会暴露出此人的不可靠性，再接下来才是用得到监察委员会和政保局的地方。

    政保局会对这种不可靠的党员进行更高强度的调查，这样既可以节约人力，又尽量避免了强力部门屈打成招或制造冤案的可能性。

    当然，是否存在真的有人能够完美隐藏黑历史的情况？这种遗漏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可概率很低，社会党不会去因为这样低的概率就去冤枉到更多人。

    那么，是否这种整风方式下依然会有冤假错案出现？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即便一百年以后也没人能保证不出现任何冤假错案，所以林淮唐才强调整风尽量不杀人，甚至于连高绳芝这样被政保局钓鱼执法很长一段时间的大贪污犯，林淮唐都亲自做了“不杀”的批示。

    从黄花岗之役开始，社会党的革命正式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党逐渐发展为了拥有数万人的全国第二大党，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在党内分化出了种种不同的山头——如果它们还算不上派系的话。

    社会党强调“党领导枪”的原则，事实上中国社会党内党务工作者的地位也一般都要高于军队领导人，例如军队目前的最高领导人林述庆、姚雨平等人，在党内地位是不可能和林淮唐、林时爽相比的，像陈更新、方声涛这样的军事领导人甚至连中执委的候补委员都不是。

    其实社会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内，即便算上候补委员，军队现役领导人也只有林述庆、姚雨平两人而已，其他勉强算军人的中执委如蓝天蔚、喻培伦、熊克武等人也更多转向政权工作。

    但是即便社会党如此强调着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军队内部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不同山头。

    在整风运动中，这些山头暴露得更为明显，甚至还出现过不少军队高级将领互相帮助隐瞒过去历史的情况。

    军队内部的山头，大概分成这样几类：

    第一类是黄花岗派，也可以称为激进革命派，基本上是以黄花岗起义以来林淮唐为首的七十二志士发展出来的革命军队中坚力量，这类人的代表就是陈更新、方声洞等人。

    他们完全信服林淮唐的个人权威，甚至于对林淮唐的个人信服还超过了对党中央的信服，他们的革命意愿也最强烈，但是军事方面的专业技能便有些良莠不齐，不少人身居高位却惰于学习，在整风运动中仗着“从龙”、“元勋”的出身，往往不服从调剂，还出现了大规模串联隐瞒历史的情况。

    可以说汕头、龙岩等地的整风学习班，几乎就是为黄花岗派中的落后分子专门设立的。这一批人革命立场是没有问题，但有人已产生了“以功臣自居”的意识，或怠惰学习或贪图享受，属于急需教育和拯救的一类人。

    第二类就是同盟会派，也可以称为保守革命派，基本上是以潮梅革命以后陆续加入先锋队的原同盟会会员为主，这类人的代表就是姚雨平、张醁村等人。

    这类人往往在革命过程中，面临着对于国民党、社会党左右为难的割裂情绪，而且由于他们家世大多较好，也面临着当革命继续发展以后，可能危及自己家庭时的为难感。但经过海珠亭事变、马日事变几次考验以后，他们大多证明了自己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再加上更为专业的军事技能，也无疑可称为革命军队的支柱之一。

    整风运动对这批人而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