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和王安石对欧阳辩的备考非常重视。

    欧阳修开始按时回家给儿子补课，王安石也不让欧阳辩去他那里，自己每次都主动过来讲课，说是不浪费欧阳辩的时间。

    欧阳修和王安石轮番讲课，对于苏轼和曾巩等人来说也受益良多，这两位毕竟都是真牛人。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所以经验也足够的丰富。

    宋仁宗天圣元年，17岁的他应试未中，天圣四年再试又未取，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22岁时，欧阳修跟随知汉阳军的胥偃前往京师。

    天圣七年春，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

    该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

    天圣八年，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

    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他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也就是说，欧阳修不仅真实能力是状元级别的，而且还比别人多了两次的考试经验。

    当然王安石也不差，庆历二年杨寘榜进士的第四名，这个名次比欧阳修要高，其实到了前面几名，差距是很小的，如果碰到一个欣赏王安石的文风的，将其擢为状元也理所当然，差了点运气罢了。

    两位王牌讲师同时教导，对于欧阳辩来说是常规操作，但对于三苏和曾氏兄弟来说，那可是叨天之幸了。

    不过欧阳辩知道他们并不需要。

    天才嘛！

    哦，不对，苏洵这老货还是要的。

    苏洵其实并不是笨，他实际上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苏洵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像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

    浪荡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娶了老婆，才恍然大悟，开始努力读书，就这样，他依然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你说气不气人？

    不过这货因为读书太晚，所以基础并不踏实，虽然行文雄健，尤其是散文政论方面过人，但对于考试，的确是要差了些。

    所以历史上的苏轼和苏辙，在嘉佑二年中举，而苏洵作为老父亲却落榜了，这让他在高兴地同时又很没有面子，所以后来他就拒绝参加考试了。

    后来也就是富弼推荐，他才当了一个小官踏入官场，但终其一生，在官场上都没有什么成就，别说比不上次子苏辙，连苏轼都比不上。

    所以欧阳修和王安石的轮番讲课，对苏洵来说受益最大。

    当然啦，对欧阳辩来说也是获益颇大，因为他需要的是强化训练，大部分针对的是一个表达体系。

    他要从后世的白话表达体系，转化为文言文的表达体系，这才是他要针对的重点。

    就写策论这一块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观点加文笔。

    观点这一方面，来之后世的欧阳辩是强项，文笔是弱项，但并不是指白话文，作为一个编辑，文笔再差也是有限。

    只要他补足文言文这一块的基础，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差不到哪里去，毕竟对于策论这种议论文来说，观点才是重中之重。

    在这么一个训练之中，欧阳辩写出来的文章常常令人惊叹，即便是苏轼，也经常夸奖欧阳辩。

    他认为，欧阳辩的文笔或许还有不少进步的空间，但见识广博，识见之精深，着实是生平仅见！

    苏轼的说法大家都是认同的。

    欧阳修和王安石虽然没有当面夸，但对此也是深以为然。

    尤其是王安石常和欧阳修说，和尚之论，常发前人之所未发，每次见之，常有醍醐灌顶之感，犹如春日牛饮大壶热茗，热汗驱散春寒，至此浑身通透。

    王安石因此下了个结论，若是能够碰上一个欣赏的主考官，和尚即便拿不了魁首，也有进士及第的可能。

    当然这些欧阳辩是不知情的，他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尤其是他知道得嘉佑二年的考题，虽然欧阳修没有担任主考，未必会出现同样的考题，但有备无患嘛。

    他就着《刑赏忠厚论》这个论题写策论，前前后后偷偷写了几版，精益求精的修改了再修改，最后将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一字不差的背了下来。

    当然啦，能够遇上最好，没有遇上也无所谓嘛。

    嘉佑二年除夕的爆竹，和元夕的灯火，都和这一群备考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每日的日程就是早起背书、写策论、写诗词、上课，有了点时间就凑在一起吹牛逼。

    当大家都熟了之后，吹起牛逼来就热络多了。

    除了苏辙和曾巩稍微有些内敛，苏洵、苏轼、曾布等人也都是吹牛逼的大行家。

    苏洵不用多说，多年的浪荡，见多识广，三教九流的人都接触过，吹起牛逼来极其逼真。

    苏轼浪漫多情才华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