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鹏举宣布即刻在江陵城内原有三大码头的基础上增设二十个新码头，使得每日可停泊的商船数量有数百艘达到两千艘。江州和楚地的茶叶、江州和蜀地的丝绸、江州的铁器、江州糖盐酒和食品、江州的纺织品和药材、江州洪州吉州虔州吴越的瓷器均在此地中转，将会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繁荣。原先高季兴在位期间，该地的年商税高达三十万缗，占荆南财政收入的七成之多。

    在江陵城中迅速启动增设“东市”和“北市”，与既有的“西市”、“南市”形成四足鼎立之势，目的要吸引上万商户汇聚；在原有专业化市场如盐市、布市、药材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设粮市、糖酒市、茶市、纺织品市、瓷器市、铁器市、香料市及建材市。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的江陵城甚至吸引了波斯商人前来开设香料铺。其经济辐射力覆盖今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和河南大部。这种繁荣使其成为乱世中的“经济孤岛”，也让周边政权觊觎不已。

    这是钟鹏举攻占别国所获得的第三块土地，第一块则是虔州，第二块是吴越国的衢州三县。除了衢州三县均是从弱小的割据政权手中夺取而来。至于江州、洪州、吉州和饶州，严格意义上仍隶属于杨吴的版图。

    但由于荆南本身地域有限，发展空间受限，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受到制约。综合来看，918年荆南地区人口大致在60万到70万之间徘徊。

    钟鹏举仔细清点了库房，发现高季兴父子离去时颇为仓促，竟留下了价值高达一百二十万两白银的财产，相当于三年的赋税收入。

    尽管钟鹏举目前个人私有的财富，不算商业收益已有三百八十万两白银之巨，但要支撑他夺取天下的宏图大业，这些资金仍显得远远不足。

    钟鹏举召集荆南地区的候任官员和原来的各级官吏以及乡、里、村的基层管理人员开会，集中灌输他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如何推行钟鹏举新政。

    十国时期，县以下的基层治理延续“乡官自治与官府管控结合”的模式，依托地缘宗族势力，形成“乡→里→村”三级网络，具体运作方式因政权而异，但核心逻辑是“以民治民，以税固权”。

    钟鹏举自己要亲自把手伸到“乡→里→村”三级，让自己的新政能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他不允许自己的政令只能到达县一级。他计划等他有时间腾出手后建立一套新的乡、里、村管治架构。

    钟鹏举对那一班从江州和洪州调过来填补江陵府州、县两级官员空缺的下属们详细分析各县的现状。

    在918年，荆南政权的江陵府下辖多个县份，这些县份在维持荆南统治、发展区域经济以及保障军事防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陵县作为江陵府的核心县，是荆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衙所在地便位于江陵县内，各类政令从这里向周边地区传达。城市的日常治安维护、商业贸易秩序监管以及居民户籍管理等事务，皆由江陵县负责。

    枝江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江陵府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地水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运输的重要枢纽。大量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农产品，通过枝江的码头装船，运往长江沿线的各个城市，有力地推动了荆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荆南商业贸易的繁荣贡献了力量。钟鹏举指出枝江的码头要扩建，建设成长江支流上的枢纽港口。

    当阳县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方面表现突出。广袤的农田孕育出丰富的粮食作物，为江陵府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储备。而且，当阳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军事防御上也具有一定价值，是江陵府防御体系中的重要节点。钟鹏举指出把当阳建设成像公安、石首那样的卫星城。

    长林县则以其发达的畜牧业和手工业闻名。当地饲养的牲畜不仅满足了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还通过贸易流通到其他地区。手工业方面，长林县生产的各类器具，工艺精湛，在市场上颇受欢迎，为当地经济增添了活力。钟鹏举指出百姓建设银行的贷款要重点扶持该县的手工业。

    石首县地处江陵府的边缘地带，是重要的军事屏障。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一旦有战事发生，石首县需迅速组织防御力量，保护江陵府的安全。同时，石首县的港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钟鹏举拿出石首的城防建设图纸，指出其建设规模和标准与钟家村看齐。

    松滋县在农业与渔业方面齐头并进。肥沃的土地适宜农作物生长，为江陵府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而其丰富的水资源，又使得渔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捕获的各类水产通过水路运往各地销售。钟鹏举指出，立即在当地建设制冰作坊，百姓银行贷款要重点支持该县的渔业捕捞、生产、加工与运输。

    公安县在交通与商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交通要道，公安县连接着江陵府与其他地区，保障了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的顺畅。商业上，公安县的集市贸易繁荣，吸引了众多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