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翁根能止痢”，会在春秋两季挖根晾晒，卖给往来的药商。只是五代十国币制混乱，药商往往用粮食换药，一斤白头翁根能换三升米，这对连饱腹都难的百姓而言，堪称天价。杨吴的军医曾在医帐里备过此药，与黄连配伍——只是黄连多产自蜀地，蜀道被割据势力阻断后，一斤黄连能抵半匹绢，寻常军营哪里用得起？只能单用白头翁煮水，药效打了折扣，却仍是重症痢疾患者最后的指望。

    地锦草在吴越国的民间应用更广。钱镠治理下的杭州城，药铺虽不多，却有药农在市集角落摆地摊，将晒干的地锦草捆成小把售卖。百姓称其“血见愁”，不仅治痢疾，还能敷外伤。913年杭州闹痢疾时，官府曾组织民夫采摘地锦草，在城门口煮大锅药汤，虽不能根治，却让死亡率降了三成。只是到了五代后期，各国征战加剧，官府无暇顾及民生，这样的善政再难见到，地锦草只能在百姓的口耳相传中，默默发挥作用。

    苦参的应用则带着几分无奈。后梁与后唐交战的黄河沿岸，士兵们常饮浑浊河水，痢疾频发。军中缺医少药，有人发现苦参根煮水后，既能内服止痢，又能外洗疮疡，便在扎营时专找苦参生长的山坡。只是苦参味苦，士兵们往往捏着鼻子灌下去，有人嫌苦偷偷倒掉，转天便泻得更重——乱世里的性命，有时就系在一碗苦药上。

    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曾命人整理医书，其中提到“仙鹤草煮鸡蛋”治血痢，说此草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多有生长。只是彼时南唐已近亡国，这记载终成纸上空谈。975年宋军破金陵时，城中痢疾横行，百姓们翻遍城郊山林寻找仙鹤草，找到的却多是形态相似的毒草，误食者不在少数——乱世的草药，连辨认都成了赌命的事。

    钟鹏举自己也怕认错，所以此次暂时不敢使用仙鹤草。

    五代十国的医书多散佚于战火，草药的应用全凭口传心授。同一株白头翁，在杨吴被当作治痢圣药，到了闽国可能被当作柴草；地锦草在吴越能换粮食，到了南汉却无人识得。这种地域差异与知识断层，让草药的疗效大打折扣，却也让每一株被正确应用的草药，都成了乱世里微弱却坚韧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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