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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成五年正月初四（公元840年2月10日），心力耗尽的唐文宗李昂于宫中驾崩，终年三十一岁。皇太弟李炎于文宗灵柩之前，依皇家礼制登基即位，是为唐武宗。正月十四日，武宗在皇宫正殿举行盛大的帝王受册大典，正式执掌大唐皇权，彼时的他，年仅二十七岁，正值壮年。

    武宗登基伊始，先行规整皇室礼制，追尊先祖、彰显孝道。因生母韦氏早逝，未曾得封皇后尊号，他下旨追册生母韦氏为宣懿皇太后，为其修建陵寝、配享宗庙，弥补生母生前的尊荣缺憾。同时，武宗下诏将自己的诞辰定为庆阳节，定为大唐法定节庆，岁岁举行庆典，成为定制。

    登基次年，朝堂局势逐渐趋于平稳，文武百官感念武宗整肃朝纲、安抚朝野之举，于会昌二年（842年）四月，联合上表，为武宗敬献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以此称颂其登基以来的帝王功绩。

    初登帝位的李炎，深知自身由宦官破格拥立，皇权根基不稳，朝堂之内派系林立、暗流汹涌。为彻底杜绝复辟隐患、扫清所有威胁皇权的潜在势力，他在权宦仇士良、鱼弘志的反复劝说与怂恿下，开启了肃清政敌的清算之举。

    文宗朝的后宫与宗室政敌尽数被牵连，曾力荐弟弟继位的杨贤妃、原本的正统储君陈王李成美、文宗属意的安王李溶，皆被武宗认定为皇权隐患，先后被下诏赐死。这场清算，彻底根除了文宗一朝遗留的储位纷争余孽，杜绝了宗室复辟的可能，却也造就了晚唐又一场皇室骨肉相残的悲剧。

    开成五年（840年）八月，朝廷为唐文宗举行盛大的安葬大典，举国致哀。但权宦仇士良为彻底扫清宦官专权的障碍、彻底掌控宫权，趁国丧朝局混乱之机，擅自动用禁军，将当初奉文宗密诏辅政的两大核心重臣——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诛杀。至此，文宗遗留的文臣辅政集团被彻底铲除，宦官集团暂时独掌宫禁大权，朝堂权力格局暂时失衡。

    与优柔寡断、崇文迂腐的唐文宗不同，唐武宗虽自幼长于藩邸，博览经史的学识不及文宗渊博，却极具帝王格局与识人用人之明，眼光独到、知人善任、行事果决，深谙制衡朝堂、驾驭臣下的帝王之道。

    就在登基的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武宗摒弃朝堂派系偏见，破格征召彼时镇守淮南、政绩卓著、刚毅能干的李德裕入朝中枢，接连授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侍郎等核心要职，正式拜其为宰相，全权主持中枢政务。

    彼时的大唐，内有宦官干政、党争不断、吏治腐败、民生凋敝之弊，外有藩镇割据、边境异族侵扰的外患，内忧外患交织，社稷疲敝动荡。武宗胸怀革新朝政、革除积弊、重振大唐的雄心，对李德裕极度信任、全权倚重，君臣二人相知相得、同心协力，开启了晚唐著名的会昌中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大唐一步步稳住动荡的国势，化解内外危局，逐步扭转衰败颓势。

    会昌元年（841年），武宗着手清算文宗旧臣、规整朝堂派系，曾拥立陈王、与宦官对立的宰相李珏、杨嗣复被双双罢相，贬谪外放。初期的武宗受制于朝堂旧怨与宦官压力，一度震怒下诏，欲将二人处死以绝后患。危急关头，宰相李德裕以社稷为重，不计派系私怨，多次率群臣恳切劝谏，反复陈述杀重臣则寒天下仕子之心、动摇国本的危害。

    武宗最终被李德裕的忠直劝谏打动，幡然醒悟，收回处死诏令，赦免了李珏、杨嗣复二人的性命，仅保留贬谪处置，保全了两位重臣。此事过后，权宦仇士良见武宗愈发倚重李德裕、文臣集团权势回升，深知自身独揽大权的局面将被打破，心中惊惧不安。

    为夺回朝堂主导权、驱逐李德裕，仇士良暗中煽动禁军士卒，散布谣言，试图挑起兵变，逼迫朝廷罢免宰相、驱逐重臣。面对禁军异动与宦官挑衅，年轻的唐武宗展现出极强的帝王魄力与掌控力，临危不乱，亲自出面震慑禁军、驳斥流言，严明军纪、稳住军心，彻底粉碎了仇士良的兵变阴谋。

    经此一事，仇士良彻底看清武宗绝非懦弱傀儡帝王，深知自己权势日渐衰败、再难操控朝政，终日惶恐不安、心神不宁。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自知大势已去，主动以年老多病、无力履职为由，上书请求辞官退职。武宗顺势而为，当即应允，一举彻底解除了仇士良把持多年的神策军兵权与宫廷职权，精准拔除了宫中最核心的宦官势力。

    仇士良归府闲居不久后，便病逝于私宅。至此，武宗以雷霆手段瓦解了盘踞晚唐多年的宦官专权格局，暂时肃清了宫禁奸佞，将旁落已久的皇权牢牢收回手中，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为会昌中兴扫清了最大的内部障碍。

    武宗性情本豪迈洒脱，早年身为藩王无朝政羁绊，素来喜好游猎宴饮、习武强身，时常与宫中武士角力竞技，亦纵容宫廷五坊小儿自由出入宫禁、随侍左右，生活作风随性不拘。但其本性知错能改、敬畏忠言，懂得修身自省、约束己身。

    一日，武宗前往兴庆宫，拜见祖母懿安郭太皇太后，恭谨问安、侍奉起居。行礼过后，武宗诚心求教，从容问询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