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政策之下，宋初佛教逐渐恢复生机、重振传承。乾德四年（966年），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名僧众上书朝廷，请求西行游历西域、远赴天竺求取真经、寻访梵本、复兴佛法。赵匡胤欣然准许，不仅不加阻拦，更每人赐钱三万，资助其西行求法，鼓励中外佛学交流、经典传回中土，极大推动了宋初佛学复兴与中外文化交通。

    为系统整理、统一勘定、传世保存佛教经典，太祖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刻大藏经工程。开宝四年（971年），赵匡胤特命内侍张从信奔赴益州（四川成都），全权监督主持雕印大藏经浩大工程。蜀地自古刻书精良、工匠荟萃，朝廷于此开雕刊刻，历时十余年，共计雕造经版十三万版，总成佛经六千六百二十卷。

    这部由太祖敕令官刻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亦名蜀版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2年）方才全部竣工、完整刊印传世。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木版雕印佛经总集**，校勘精良、体例严谨、版式规范，不仅奠定了宋代佛典体系的统一标准，更成为后世中国历代官刻、私刻大藏经，以及高丽、日本等东亚诸国刊刻藏经共同依据的祖本范本，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佛教文献体系的传承与发展。

    同年，随着中外佛法交流日益畅通，西域佛僧往来不绝，佛门弟子建盛自西天竺归来，携带大量贝叶梵文真经返还中土，为宋代佛学研究、经典校勘、义理探讨增添了珍贵的域外原始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宋初佛教典藏体系。

    总体而言，宋太祖一朝在典籍藏书、官修史学、宗教文化三方面的系统性建设，彻底扭转了五代文教崩坏、典籍散佚、宗教动荡的乱世局面，接续中华文脉、规整文献体系、包容宗教发展，为宋代三百年文教昌盛、史学发达、典籍宏富、文化繁荣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制度与物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