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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几年，风里来，浪里去，撒网捕鱼，给人运砂石，汗水混着湖水浸透衣背，虽历经千辛万苦，倒也挣下过一些像样的票子。

    湖上的日头毒辣，毫无遮拦地炙烤着，晒得永兰姐脸上起了铜钱大的褐斑，一双原本还算细嫩的手，裂开一道道深深的血口子，被咸腥的湖水日夜浸泡，钻心地疼，连握紧网绳都成了煎熬。

    然而，这辛苦钱到了永兰姐手里，却像指缝里捧不住的水，怎么也攥不紧、留不住。

    她似乎早已忘记了米缸见底的恐慌，更不懂“饱时想着饥时粮”这朴素的生存智慧。

    一次在船闸拥挤的船塘子里过驳，码头上人挨人，船挤船。

    他们的小船被旁边的大驳船猛地一蹭，船身剧烈倾斜，一袋两百斤重、白花花的大米，“噗通”一声栽进了混黄湍急的河水中，水面只急促地冒了几个浑浊的泡泡，便再无踪影。

    岸上的人一片惊呼惋惜，永兰姐在船头瞥了一眼，竟摆摆手，声音被湖风吹得轻飘飘的：

    “算了算了，捞么子捞，费那劲！还不够功夫钱！”

    仿佛那沉入河底的，不过是几块无用的石头。

    她这些漫不经心的言行，像无声的细雨，悄然渗透，影响着船上渐渐长大的儿女们。

    孩子们嘴馋，上了岸就钻进小饭馆，记账吃喝，赊欠成了习惯。

    一年下来，欠下的数目竟如同滚雪球，累积起来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干部不吃不喝十来年的工资！永兰姐知道了，也不过是皱皱眉头，用那被湖风吹得沙哑的嗓子骂一句：

    “一群讨债鬼！尽晓得淘气！”

    那语气里的无奈和纵容，远远多过真正的痛心与管教

    后来，靠着运砂石攒下些钱，咬着牙换了一条稍大的船，日子似乎松动了些。

    永兰姐心里那份“孩子不跟着爹娘便是受罪、便是丢脸”的执念又冒了头。

    她不顾永海和弟媳昊佳英的委婉劝阻，执意把两个在乡里初中读书、学业正稳步向上的大孩子接上了船。

    在她看来，船上“有吃有喝”，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远比在教室里“坐冷板凳”、被老师追着查作业、背功课来得舒坦快活。

    殊不知，这看似舐犊情深的举动，实则是亲手折断了孩子刚刚萌发的羽翼。

    离开了学校严格的管束和规律的学习环境，船上的日子只剩下湖水的单调和帮工的零碎，书本被束之高阁，知识的光渐渐熄灭。

    两个孩子眼中曾有的那点专注的神采，很快就在散漫中黯淡下去。

    姬永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如同目睹亲人一步步走向悬崖。

    他后来在县里工作，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大姐联系过几趟更稳妥、利润也稍高的砂石运输生意，试图拉她一把。

    等他凭着实干和口碑，一步步当上了副县长，更是顶着旁人异样的目光和背后的指指点点，硬是把她那个不成器的大儿子冯东，安排进了人人艳羡的水利系统。

    那是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多少人挤破了头也够不着的安稳去处。

    可冯东，骨子里早已承袭了他母亲那散漫安逸的根性。

    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迟到早退如同家常便饭，吊儿郎当，全无半点珍惜。

    没熬过几个月，竟因在镇上聚众斗殴，将人打伤致残，锒铛入狱。

    几年刑满释放出来，依旧死性不改，整日里混迹于茶馆酒肆，赌博酗酒，成了当地有名的“二赖子”，成了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后来为了偿还赌场欠下的高额阎王债，他竟丧心病狂，伙同债主偷自家运沙石的车子去抵债，最终逼着父母卖掉那仅剩的、能遮风挡雨的破败老屋，只为填他那无底洞般的窟窿，好让他继续在外面的泥潭里打滚。

    三个女儿，虽被母亲早年的溺爱和后来的动荡所误，到底还算挣气，各自在生活的底层艰辛地嫁人生子，持家立业，日子虽过得紧巴，像绷紧的弦，但总算勉强支撑了下去，在风雨飘摇中守住了各自的小家。

    然而，经年累月的困顿、操劳与不顺心，早已像毒虫般啃噬着姐夫冯善荣的身体。

    他被查出了食道癌，这最后的致命一击，不仅耗尽了家中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更耗尽了永兰姐最后一点心力与希望。

    姐夫走时，家中徒剩四壁，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凄凉境地。

    大姐一人拖着四个被生活磨砺得或麻木或怨怼的儿女，苦熬度日。

    日子过得东倒西歪，像风中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