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清晨五点半，东大鲁南某处的战俘营工地哨声准时响了。

    那哨声三短一长从岗楼顶上飘下来，在帐篷和简易板房之间的不断回响。

    大郎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睡的是通铺，木板上面铺着一层新编的草垫子，虽然薄，但比刚来时候直接睡在泥地上强多了。

    他旁边躺着的二郎还蜷着身子，一条胳膊搭在眼睛上挡光，呼吸均匀。

    再过去几个铺位，有人在咳嗽，有人在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整个棚屋里的动静从一开始的沉闷变成了一种有条不紊的苏醒。

    大郎坐起来，揉了揉右肩。

    昨天搬了一天石料，肩膀又酸又胀，但比起在汉城那些天跪在壕沟里一动不动、听着炮弹从头顶飞过去的日子，这点酸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嵌着灰泥和沙土，掌心的茧子正在重新长出来，虎口处那道伤口已经结疤了，新肉长出来是粉红色的，摸上去还有些发硬。

    "哥。"

    二郎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带着刚醒时的鼻音。

    他已经把手从脸上拿下来，正睁着一双不大的眼睛望着头顶的棚顶。那棚顶是用油毡和竹席搭的，昨晚下了半夜的雨，有几处洇出了深色的水渍，但没有漏下来。

    "起了。"

    大郎说，语气很平常。

    二郎翻了个身坐起来，动作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大郎记得刚被俘那会儿，二郎走路的时候肩膀是拧着的，像一把随时要出鞘的刀，眼神飘忽不定，看谁都带着防备和敌意。

    现在他的肩膀松下来了，整个人像一块被水泡过的木头，有了些软乎劲儿。

    他揉了揉后脖颈，说："得早点去食堂，前面那几个大个儿一勺子能舀走半锅。"

    大郎笑起来。

    笑声不大，但在清晨安静的棚屋里显得清晰，旁边一个正在系鞋带的日本战俘扭头看了他们一眼，咧嘴露出一个善意的好奇的笑容。大郎冲他点了个头，对方也点了个头，然后继续低头系鞋带。

    这个棚屋里住着三十多个日本战俘，最早的一批——像大郎和二郎这样在汉城城外被俘的——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

    刚开始那几天谁都不说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所有人都面朝墙壁，背对着过道，好像多看别人一眼就会被刺一刀。

    后来有一天晚上，隔壁棚屋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知道，那个棚屋里有三个人被提走了——提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中午集合的时候指导员宣布了名单上的名字和罪行，大郎不认识那些人，但他记得那个瞬间整个营地安静得像坟场。

    接着第二天，剩下的所有人被集合到操场上，一个穿着浅灰色制服、戴眼镜的中年人站在台子上，用发音不太标准的日语说了一句话：

    "没有血债的，好好改造。"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就变了。

    具体是什么时候变的，大郎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第一天被分配去搬石头的时候，旁边的山东工长递给他一双粗布手套——自己编的，边缘还留着草茎的茬子——说"戴上，磨破了手不好干活"。

    也许是第一次在食堂里吃到热乎的南瓜粥的时候，那碗粥里放了一点糖，甜得他端着碗的手抖了一下。也许是某天傍晚收工回来，他看见营地外面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个老农在编筐，旁边跑过去几个光着脚的小孩，一个小孩摔了一跤，老农放下手里的活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土，然后把小孩举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继续编筐。

    大郎看着那个画面看了很久，久到有人拍他肩膀叫他去排队打水。

    他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眼睛有点发酸。

    "哥，你笑什么？"

    二郎已经穿好了上衣，正在把裤腿扎进那双用帆布缝的软底鞋里——那是营地发给他们下工后穿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大家统一穿胶鞋。

    "没笑什么。"

    大郎也站起来，把被子叠好。他叠得很慢，边角对齐，拍平褶皱，指导员上周教他们叠被子的时候就说过，

    "做任何事都要认真，不认真就是看不起自己做的活"。大郎觉得这话不假。

    从棚屋到食堂要走一段路，经过一个大操场，操场边缘竖着一根旗杆，旗杆顶端飘着一面红旗。

    每天早晨六点，旗杆下面会有一个高音喇叭播放广播——有时是新闻，有时是歌曲，有时是指导员们讲的什么课。

    大郎和二郎端着碗排队打粥的时候，广播还没响，食堂里只有碗勺碰撞和咀嚼的声音。今天的粥确实加了盐，大郎喝了一口，咸淡刚好，温热的米汤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整个人都暖和起来。

    等他们端着碗在食堂外面的矮凳上坐下的时候，广播响了。先是试音的两声"喂喂"，然后是那段熟悉的开头曲，最后是播音员平稳而清晰的声音。

    "各位同志，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