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放弃。现在只能全心固守，但谁知道要守多久，又守得了多久？一抹苦笑浮上嘴角，那笑容中没有一丝温度，像冬日里结在窗上的霜花。他垂下了头，灰白的鬓发在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位在风烛残年接受命运审判的老人。

    这两天战事暂时消停，像一台过度运转的机器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

    顾岩盛得以回到西机场，到野战医院来治疗已红肿破皮溃烂的双脚。他的双脚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白色，皮肤起皱、发胀，脚趾间和脚底板长满了水泡，有些已经磨破，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边缘红肿溃烂，散发着一股混合着腐肉、真菌和消毒水的恶臭。

    野战医院护士们有些个是当初缅战兵败大撤退时，跟随西格雷夫全家一起徒步走到印度的——那段旅程是缅甸战役中最惨烈的篇章之一，数百人在丛林中跋涉数月，疟疾、饥饿、野兽和追兵夺去了大半人的生命，幸存者像一群从地狱中爬出的幽灵。还有些是从缅甸逃过去的难民——她们失去了家园、亲人、财产，在印度的难民营中被招募，用劳动换取生存的机会。其余都是在兰姆伽时招募的土著——印度裔、尼泊尔裔、缅甸裔，各种肤色和语言混杂在一起。姑娘们说着包括英语在内的不同语言—— 印度语、缅甸话、普通话、泰米尔语，各种口音在帐篷间交织，形成一种奇特的、联合国般的嘈杂。经过近两年的培训和临床实践，在西格雷夫、哈拉等医生的严格调教下，全都成了医生的得力助手，能在手术台上递器械、在病房里换药、在急救时做心肺复苏，动作熟练得令人心疼。

    托尼看着女护士玛英梅先用盐水给顾岩盛冲洗干净双脚。那盐水是粗盐兑的，浓度很高，接触到溃烂创面时带来一阵剧烈的刺痛。

    玛英梅是个二十来岁的印度裔护士，皮肤黝黑，眼睛大而明亮，动作麻利得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她用镊子夹着棉球，仔细擦拭着每一个脚趾缝，将泥垢、脓血和死皮一一清除。然后用针挑破水泡——那针是缝衣针消毒后临时借用的，针尖刺入水泡薄膜时发出轻微的噗嗤声，透明的液体流出来，与盐水混在一起。淋上消毒酒精——那是工业酒精稀释的，浓度高得刺鼻，一接触到裸露的创面，顾岩盛顿时疼得龇牙咧嘴，身体像被电击一样猛地弓起，双手死死抓住竹床的边缘，指节咯咯作响。

    然后她再给疼得龇牙咧嘴的顾岩盛脚上溃烂红肿处涂抹上一层抑制真菌的透明药膏。那药膏是美军配发的战地药品，装在小小的金属管中，挤出来是半透明的凝胶状，带着一股刺鼻的药味。冰凉的触感暂时缓解了灼烧般的疼痛，顾岩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重新回到了水中。

    玛英梅完了留下药膏塞给他一瓶酒精和棉签，嘱咐保持双脚透气，别沾水，勿走动，留在野战医院每天早晚涂抹一遍药膏，痒就擦点酒精，两天后应可缓解。

    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印度口音，但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坚定，像一位严厉的母亲在叮嘱不听话的孩子。

    临走，玛英梅还告诫顾岩盛，他这属于常见的水肿型脚气，严重会损害心肌，导致心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可不能小视。她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眼睛直视着顾岩盛，像一位老师在警告即将犯错的学生。要想根除得等仗打完后再彻底进行系统治疗——那个“等仗打完“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承诺，像地平线尽头的曙光，可望而不可即。

    顾岩盛吐吐舌头，没想到小小的脚癣也这么麻烦。他原以为这只是战场上最常见的不适之一，像蚊虫叮咬、皮肤擦伤一样微不足道，却没想到竟能危及生命。不过疼痒难耐的感觉可不好受，那种痒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骨髓的，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皮肤下爬行，让人恨不得用刀子去刮。赶紧点头：“谨遵医嘱！“他的声音因为疼痛而有些发颤，但语气中带着一种真诚的感激。

    玛英梅叮嘱完毕，再请托尼和一个卫生兵帮忙，把顾岩盛抬到外面新搭建的雨棚下一张简陋的竹木病床上休养。那雨棚是用油布和竹竿临时搭成的，四周通风，顶上能遮挡雨水，但挡不住斜飘的雨丝。竹木病床是用门板改造的，上面铺着一张薄薄的褥子，褥子因为潮湿而散发着霉味。凭译员身份，顾岩盛本可以呆在条件更好些的野战医院“本部“——那里有相对干净的帐篷、有蚊帐、有甚至能称作“床“的折叠行军床。但看到重伤士兵太多，那些缺胳膊少腿的、腹部被剖开的、头部缠着渗血绷带的，他就主动让了出去。这种“让“不是虚伪的谦让，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近乎本能的同情，像一位身体尚好的人把座位让给更需要的人。

    这会托尼给顾岩盛带来了一份涂好黄油夹着午餐肉和沙拉的新鲜面包片跟一瓶可乐。那面包是从美军补给中弄来的，用锡纸包着，黄油是罐装的，午餐肉是斯帕姆牌，沙拉是用罐头蔬菜拌的。可乐是玻璃瓶装的，瓶盖被托尼用刺刀撬开，气泡还在滋滋作响。在前线啃了好几天有些霉味的干粮——那些压缩饼干因为受潮而变软，表面长出绿色的霉斑；那些罐头牛肉因为高温而变质，打开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腐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