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春，上海。

    张振勋坐在外滩一家西式饭店的二楼包厢里，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份英汉对照的协议书，纸张挺括，印刷精美，每一处条款的间距都留得恰到好处。他的目光落在第三页底部的几行小字上，那几行字用的字号比正文小了一号，像是被刻意缩小的，藏在整份文档的角落里，等着某位粗心的签署人一笔带过。

    窗外的黄浦江上船来船往，汽笛声此起彼伏，隔着一层玻璃传进来，被削弱成一片模糊的嗡鸣。包厢里另外坐着三个人——两个金发碧眼的银行团代表，一个穿着西装的华人翻译。那两位洋商正在用法语低声交谈，偶尔看一眼张振勋，又转回视线去继续他们的对话，像是他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一份已经被计算好了价格的合同。

    张振勋太熟悉这类合同了。晚清九百多公里铁路，近八成靠借外债修筑，而每借一笔，路权便流失一分。他本人就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粤汉铁路筑路权原本给了美国合兴公司，1905年经三省绅民力争才以高价赎回，改由商民集股自办。可十年不到，1911年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转头就将粤汉、川汉两路以六百万英镑抵押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将中国绅民辛辛苦苦筹集的血汗钱一笔勾销。武昌城里枪声一响，清朝倒了，可那些借款合同上的印章还盖在那里，像一茬茬割不尽的野草，翻过一页民国，又长了出来。

    张振勋没有看他们。他低头看着那几行小字，手指在纸面上缓慢地划过，一字一字地念完了。然后他把协议书合上，抬起头来。

    “这条。”他指着第三页底部的那个位置，“谁写的？”

    翻译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两位洋商，然后说：“这是惯例条款，张先生。铁路建成后，管理权由借款方监督，运营利润优先用于偿还本息——”

    “我问的是，‘监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张振勋打断了他，声音不高，可那平静底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收紧，“是派人来查账，还是派人来管调度？是用你们的人，还是用我们的人？利润分配比例是多少？年限多久？”

    翻译把他的话用法语转述了一遍。左边那位较年长的洋商放下酒杯，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开口了：“张先生，这些细节都是标准的。任何国际铁路融资项目都包含类似条款。您不必担心，这只是为了保障投资安全——”

    张振勋站起来。他的手没有拍桌，可他把那份协议书从茶几上拿起来，放进自己随身带来的公文包里，动作不紧不慢，像在收拾一件已经被他决定不再使用的东西。“标准条款，是对标准国家用的。”他看着那位洋商的脸，“你们的标准条款，写在上面，我看到了。可你们没有写在上面、打算在签字之后才拿出来用的那些条款，我也看到了。”

    他伸出手指，指了指眉心。“我在这里看到了。”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走了一步，停下来，侧过头说：“这是中国人的铁路。凭什么让洋人说了算？我不签了。”

    门在他身后合上了。

    走廊里空荡荡的。地毯把脚步声吸得干干净净，只有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伴随着他前行。他走过那些镶着铜质把手的实木门，走过那些悬挂着油画和壁灯的墙面，直到他推开饭店临街的大门，走到外滩的马路上，春天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水汽扑在他的脸上。

    他站定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刚才那间包厢里存留的气味从肺叶里全部换掉。然后他朝着停在街边的车走去，步子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得实在。

    码头到了。十六铺一带桅杆如林，苦力们光着膀子扛货，号子声此起彼伏，汗水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但张振勋的车没有停在那片嘈杂的公共泊区，而是绕过码头腹地，沿着铺了碎石的路面一直开到最东端的一座小型栈桥前。栈桥尽头泊着一艘通体漆成深栗色的中型客货两用船，船身修长，船艏一侧的舷板上用金漆描着两个字——

    “裕和“。

    这是张振勋的私人船只。船出了吴淞口，黄浦江的浑水渐渐被东海的碧蓝替代。张振勋站在船艏的甲板上，一手扶着栏杆。海风把他的长衫下摆吹得猎猎作响，白了一半的头发被吹乱了，他也不去拢。

    张彬郎端着白瓷托盘出来，上面放着一壶刚沏好的铁观音和两只小茶杯。他把托盘搁在躺椅旁边的小木几上，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父亲手边，一杯端在自己手里。他没有坐下，就站在栏杆边上，海鸥在船艏上方盘旋，翅膀在晨光里泛着银白色的光泽。他看了一会儿才开口。

    “阿爸，那份协议书的副本，我能再看一遍吗？“

    张振勋望向身旁的躺椅，指着椅上的公文包。张彬郎走过去，把协议书拿了出来，没有立刻打开。他看着封面——深蓝卡纸，烫金字，那枚纹章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点——“湖广铁路续借款合同草案“。然后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停了下来。

    他的手指在那几行字号较小的条款下面划过去，来回划了两遍。

    “这些字比正文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