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及其亲友深信不疑，还主动介绍更多商人加入，累计投入达12万两。

    三天后，王某等人前往码头交割，却发现办事点人去楼空，粮票经漕运衙门验证全是伪造品。而周某早已带着赃款逃往浙江，官府通缉多年才将其捕获，但赃款已挥霍大半，受害者仅追回不足三成。此案在《明实录·武宗实录》中留有记载，成为明代漕运制度漏洞引发诈骗的典型案例。

    案例2：清代“贡玉走私局”——借“皇家贡品”的心理操控

    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是官员子弟、富商聚集之地，骗子李某抓住人们对“皇家贡品”的追捧心理设局。

    李某先在承德避暑山庄附近收购普通和田玉，雇佣工匠雕刻成皇家御用的“龙凤纹玉佩”，底部刻“乾隆御制”伪款，再用古法做旧，使其看起来像“宫中之物”。随后通过中间人结识官宦子弟张某，自称“内务府差役，家道中落，偷偷变卖祖传贡玉应急”。

    张某见玉佩工艺精湛、包浆自然，又听闻“内务府流出”，心生贪念。李某故意抬高价格：“此玉乃西域进贡极品，市场价至少5000两，我急于用钱，3000两卖给你，转手就能翻倍。”张某半信半疑，只付500两定金，约定三天后验货付尾款。

    这三天里，李某安排“偶遇”：让假扮的“古董行老板”在茶馆见张某，看到玉佩后故作惊讶：“这是宫中之物！去年我在恭亲王府见过同款，价值不下6000两，你竟能低价买到，真是捡了大漏！”随后，又有“托儿”假装出价4000两向张某收购，进一步刺激其贪念。

    三天后，张某爽快付清2500两尾款，还主动询问是否有更多贡玉。李某故作犹豫后，拿出“珍藏的10块贡玉”，声称“这是最后一批，打包价2万两，你买下后可垄断京城贡玉市场”。张某当即变卖部分家产，凑齐2万两买下。可当他带着玉佩去古董行变现时，才被告知全是普通和田玉做旧，市值不足千两。此时李某早已携款逃离北京，张某因怕丢人不敢报官，只能自认倒霉。此案被收录于《清代野记》，成为官宦子弟因贪念受骗的典型。

    案例3：清代“石磙官购局”——巧用“官方告示”的规模性诈骗

    清代禹、郏两县流传着一起“县太爷设局收石磙”的骗局，虽名义上是官府行为，实则是典型的石磨局操作。

    某县县城城墙残破需大修，却缺乏石料，县令（实则与骗子勾结）贴出告示：“本县一月内收购三千个石磙官用，大小、新旧、伤残不限，均按斤计价，每斤（16两）一块大洋，本县愿以乌纱、印鉴作保，老少不欺。”

    告示一出，百姓哗然——一个小石磙至少一二百斤，能卖一二百块大洋，这在当时是普通家庭数年的收入。各村百姓纷纷行动，将自家打麦场的石磙装上牛车，连夜往县城运送，生怕过期不收。不到一个月，运送的石磙远超三千个，县城外堆成小山。

    月底交割时，衙役抬出一根丈多长的木杠子，号称“石磙秤”，将石磙挂上称重，结果再大的石磙也“不足四两”，仅按四两付银（一块大洋的四分之一）。百姓此时才知上当，但告示只说“按斤计价”，却没说明用什么秤，只能吃哑巴亏。而超额的石磙因运费高昂，百姓无法拉回，只能免费丢弃，县令与骗子则通过低价收购石料、侵占差价获利颇丰。此案至今仍在禹、郏两县民间流传，成为“利用官方公信力设局”的经典案例。

    案例4：民国“种鸦片致富局”——利用禁律漏洞的诱惑陷阱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部分地区鸦片禁律松弛，骗子陈某在西南边境设局，瞄准边境农民急于致富的心理。

    陈某假扮“军阀副官”，带着伪造的“军政公署批文”，深入边境乡村宣传：“军座有令，为筹集军饷，允许民间种植鸦片，我部提供优质种子和技术指导，收获后按高价统一回收，保证每亩纯利百块大洋。”

    为诱入村民，陈某免费发放“鸦片种子”（实则是普通罂粟种子），并当场给几位村民预付“每亩10块大洋”的定金，承诺“收割后补齐尾款”。村民们见有“批文”和定金，纷纷开垦荒地种植。

    待罂粟成熟，村民们联系陈某回收时，他却提出“需缴纳每亩20块大洋的‘管理费’，才能办理回收手续”。村民们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舍不得放弃，只能凑钱缴纳。缴纳后，陈某又以“鸦片纯度不达标，需缴纳‘提纯费’”为由继续索要钱财。

    直到村民们无力再缴，陈某才露出真面目，带着钱款消失无踪。而此时，当地军阀开始严查鸦片种植，村民们不仅血本无归，还因非法种植面临牢狱之灾。此案被收录于《民国诈骗档案》，成为利用“政策灰色地带”设局的典型。

    案例5：清代“地契石磨局”——借“祖产维权”的精准诈骗

    清代山东曲阜一带，地主与佃户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