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包在臂弯里拢了拢，踏着满地碎叶走回了槐树巷。

    崇祯二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从蒙古高原上毫无遮拦地刮下来，槐树巷的槐树枝丫上挂满了冰凌，早上的寒气像细针一样扎在脸上。继录者那一年七十三岁了。李青和钱永安的下一代一起守着医馆，在他需要的时候递上干净的纱布或已经温好的药碗。

    崇祯三年春天，北京城的街市上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流——从陕西、山西逃难过来的百姓，拖家带口地往北京涌来。继录者在医馆门口支了一张长桌，在长桌上放了一壶艾草茶，路过的灾民可以自己倒一碗暖暖身子。没有人排队，但一壶茶常常不到一个时辰就见底了。

    崇祯四年夏天，一位从陕西逃难来的老人在济世堂门口歇脚时，对继录者说了一句：“先生，我们那边闹饥荒了。先是旱灾，然后是蝗灾，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人们把树皮都剥光了，后来连树皮也没有了。”继录者给他倒了一碗水。老人喝完水继续上路了，没有留下名字。

    崇祯五年秋天，李青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来济世堂求诊的病人中，因为极度虚弱和营养不良而患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在桌案前坐下，伸出胳膊让把脉时，继录者也能从他们手腕上凹陷的筋脉和指节之间被磨平的纹路中看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崇祯六年正月，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年越来越难过了。街市上卖春联的人少了很多。槐树巷的老槐树还站着。它好像比我们都更能扛。”

    崇祯七年夏天，北京城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继录者把院子里的水缸注满，在缸沿上放了一只空碗，墙外的过路人渴了可以自己舀一碗。那碗水往往放不到天黑就会被喝光。

    崇祯八年春天，济世堂的药材储备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继录者在灯下重新核算了药柜，用笔把那些已经见底的药名一一标出来，在旁边注明“断货”二字。他在继录中写道：“药材越来越难买了。南方的商路不通，北方的产地也荒了。我在药柜前站了很久，把那些空抽屉逐一拉开又关上。”

    崇祯九年秋，继录者再次把那只铁匣从药柜顶层取了下来。铁匣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打开过了。继录者在灯下坐着，没有打开它，只是用手掌按着它。他想起沈砚先生从金陵搬到北京时带着这只铁匣，黄甫先生一生都没有打开过它，他自己也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打开过几次。他不知道这只铁匣还会被传多久，也不知道传到最后会落在谁手里。

    同年冬天，李青在整理药柜时，在顶层的最里侧碰到了那只看不见的铁匣。他没有把它拿下来，只是碰了碰它的边角，确认它还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他对继录者说：“先生，药柜顶层那只铁匣，还在。”继录者正在给一个病人写方子，没有抬头：“在就好。”李青没有再问。

    崇祯十年春，北京城的街市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卖药的人多了起来。有人在街角支起小摊，卖着各种不知名的药丸和膏药，有的裹着旧纸，有的用粗布扎着。他们没有招牌，没有铺面，把药摆在路边，也不吆喝。继录者在城西药铺补货时，看见街对面有一个卖药的老汉坐在墙根下，面前的粗布上摆着几包药粉。他没有走过去。

    崇祯十一年秋天，一位穿着旧道袍的老人走进了济世堂。他的道袍洗得发白，肩头补着一块颜色稍深的布。他在诊案前坐下来：“先生，贫道从终南山来。山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下来看看。”继录者给他倒了一碗茶。老人端着茶碗在暖意里坐了一会儿，把空碗放回桌上：“先生，贫道走了。”他拄着一根竹杖慢慢走了出去。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目送他沿着槐树巷走远。

    崇祯十二年冬天，那位从终南山来的老道士走过之后的那个冬天，北京城的雪下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密。继录者推开诊堂的门时，看见槐树巷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院墙根下那丛秋菊的枯茎被压折了几根。他没有去扶它们，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拿扫帚把门口和通往巷口的路扫出一条窄窄的通道来。

    崇祯十三年春天，陕西大旱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街市上的人们说起那场旱灾时，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再是震惊了，更多的是一种“又来了”的疲惫。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陕西大旱，饿殍遍野。街市上的人议论着这件事，但语气已经不再是震惊，更像是一种确认——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坏，而他们对此已经不再有意外。”

    崇祯十四年春，瘟疫开始在北京城周边蔓延。继录者从街市上听到的消息越来越零碎，但拼凑起来已经足够让人心生不安。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青在诊案前对继录者说：“先生，城外村子里有人开始发烧、咳嗽，好几个人都是同样的症状。”继录者沉默了很久：“你说的是那种病——来了就不走了的那种？”李青点了点头。

    崇祯十六年正月，济世堂的门口排起了队。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一个接一个地看下去，写方子的手没有停过。他有时抬头看一眼窗外，视线越过排队的背影落在槐树光秃的枝丫上。药柜的抽屉在一天之内被拉开了无数次，他用手摸索着快要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