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就送到了北京崇祯帝的桌案上，崇祯帝看过之后，内心十分自责。

    无可否认的是，崇祯是位好皇帝，这个时候正是朝廷国库空虚的时候，崇祯想要救灾也没有钱，他只好削减皇室的用度。

    但是这点钱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大明内部已经贪污成风，他省下的那点钱，也要被贪污之后才能用出去。

    而在这些贪官的眼里，只要皇位上是朱家人，他们就会继续贪污，就算后来换了满清，贪污的问题依旧很严重，甚至可以三年知县官，十万雪花银。

    这时候崇祯帝对于陕西重视起来，但是朝廷内部还在清理殉，无力赈灾，这件事情他只好搁置起来，召回马懋才。

    已是五月间，刘元昭已经从之前的麻陂山之战的损失中恢复了过来，不仅兵员满编，武器装备也好了许多。

    从四月到五月，洪承畴为了缓解和澄城，同州以及华阴三地士绅的矛盾，派出了三千人马追缴特战队，战果很少，收效甚微。

    这时候，刘元昭已经把精力从北方的贸易收回了一些，再一次关注南方的事情。

    所以，特战队的一部分人从西安撤了回来，刘元昭还不想让那群大官暴走，在他知道史永安和殉有关系之后，就知道这个三边总督做不了多久了。

    到时候来新的三边总督肯定会有新的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督肯定要做出成绩给崇祯帝看。

    崇祯帝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你能做事，什么官都可以给你做，你做错了事，就是首辅也能弄死你。

    所以，刘元昭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多赚点钱，积蓄粮草兵力，也好应付来年的明军主力清剿。

    在澄城的洪承畴也想明白了，他现在准备不足，没有上官的鼎力支持，而史永安与殉有关系，他与柳一飞一合计，觉得等新任总督上位，到时候才是剿灭刘元昭的好时机。

    在这种大势之下，两方势力变得有些和谐起来，大的冲突没有，只有规模的冲突。

    刘元昭的特战队依旧袭击士绅豪商的农庄，商铺等等，洪承畴的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安抚士绅身上了。

    到了六月间，朝廷新派的推官史可法到达陕西西安府。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汉族，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祖籍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后史庄，生于开封府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双龙巷）。

    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

    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官至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尸体腐烂较快，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以史可法的衣冠代人，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岭。

    史可法死后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清乾隆帝追谥为“忠正”。其后人收其着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史可法受到老师左光斗的影响，对殉十分嫉恨，在洪承畴的透露下得知史永安曾为魏忠贤设立生祠。

    而左光斗因对抗大宦官魏忠贤，而含冤下狱，被捕时家乡父老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马首嚎哭，“缇骑亦为之涕零”。不久在狱中折磨而死，享年五十一岁。

    左光斗为官清正、磊落刚直，被誉为“铁面御史”，是一位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政治家，而且在治水兴利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取得明显成效。

    他的正直也影响了史可法，他完全不惧史永安的权势，单独写了奏本派人送往京城弹劾史永安。

    自史可法进入西安，刘元昭就派遣特战队关注这位名垂青史的史可法，正好就发现了送奏疏的人。

    特战队当即捉拿此人，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然后将弹劾史永安的奏疏送回了梁山交与刘元昭处理。

    刘元昭拿着这奏疏，对左右道：“彼之敌寇，吾之好友。史可法弹劾史永安一事能拖多久就多久。

    换了新的三边总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史可法一新人刚到西安就会知道史永安的事情，可见后面有人推波助澜。你们呢？”

    这些日子，各地饥荒，很多人活不下去，特别是是秀才这一层，很多人因为两年的灾荒，混不下去，最终投靠了刘元昭麾下。

    现在除了老秀才姜文远，还有李茂云，邓韵隆等数十名新来的秀才。

    为此刘元昭直接按照六部，经过考核后，安排秀才当官，整理梁山内部内政。

    姜文远为吏部长官，李茂云擅长算术，被刘元昭任命为户部长官，刘元昭交与他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