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家文臣薛家将，华阴皇后海陵花。”

    这是长安城中传唱最为广泛的一句童谣。如果有心研究这两句话中的结构，不难发现，萧薛陈苏四大家族，似乎呈现出某种工整而精巧的排布。前七字言及萧薛两家的男子，男子分文武。后七字则涉陈苏家的女子，女子分妻妾。

    稍加思索，这确是一种刻板且无奈的划分。芸芸众生认识某个问题，总是习惯性放大某个吸引眼球的噱头。群体性的话语一旦裹挟成态势，细微的差异也会迅速同质化。

    纵使海浪之下暗潮各怀鬼胎。而浪花，永远只会朝着一个方向拍打。

    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划分是有意义且自成逻辑的。比如，长兴坊兰陵萧家世代的文脉，在科举考场上总能吃得很香。比如，华阴陈氏的男子向来不怎么争气，就像着了魔一样摆不上台面。这一代陈家人以陈太后为首，其兄陈瑜缙和其弟陈瑜民，亲仁、永宁两坊之间的斗争，不说世人皆知，稍涉官场，总能摸出些门道。

    再比如，海陵苏家以女子风华出名，至于苏家的男子……

    嗯，好像没有听说过的。

    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同样住在长兴坊的龙门薛氏。太宗时期名将薛仁贵之后，世代将门。尤其以薛骁敬为代表的薛家主脉，五服之内，非上过战场、扛过纛旗、挨过刀剑者，不可称之为薛家男儿。

    一文一武，同居长兴坊。长盛久兴，颇有将相和的传奇寓意，更像某种相得益彰的微妙内涵。

    直到隆平九年五月十七日。

    如果一定要把这件惊天大案的起因归咎一个起点，李若昭在反复复盘之后，选择了这一天。陈太后五十八岁寿宴，虽非整数的大宴，一家人还是和和气气地坐在承明宫内，举杯换盏，觥筹交错。

    席间，太子李世谦携其正妃薛琼贺礼，顺便向在场一众亲眷宣布了一条好消息：自隆平七年侧妃陈淑慈生子李长攸之后，东宫将七个月后再传喜讯——正妃薛琼，已经有孕三个月。

    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将会是太子的嫡子。

    当然也是，嫡长子。

    承明宫、东宫、包括太子正妃母家住在长兴坊的薛府，皆一片喜气洋洋。

    看似一切如常。如常不过十日。

    隆平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时任御史中丞陈瑜民上书，言西北边关一带将领弹劾朔方节度使的薛骁敬，虚报兵员，贪渎军饷。今年春季转运至朔方军的八十万两白银，实际下发不足六成，而此前鸿运柜坊在朔方军驻地的灵州子柜坊，收到了以十万计的私人银钱周转。灵州地贫，无富商大贾，这样数量巨大的银钱，疑是薛骁敬贪污所来。

    此事针对性过强，大概陛下也知道，颇有东宫后院正妃薛琼与侧妃陈淑慈的斗争，蔓延至前朝之势。更何况，薛家本就是陛下安置制衡陈氏的一枚棋子，自然不会由着陈家人拿捏。

    遂隔日下旨，西北军务繁忙，此事待到年末朔方节度使薛骁敬回京述职时，再行查察。另，为防止长安城的薛府与远在灵州的薛骁敬暗通款曲，私相授受，长兴坊薛府即日起，暂且幽闭。

    当然，所谓幽闭，既是小惩大诫稳定朝野人心，更是，对这枚棋子的保护。

    断断续续拖延至七月——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一带，降水多集中在七月和九月。前者，起于长江流域的雨带北推至河朔关中一线，后者，则是着名的“华西秋雨”。

    偏偏自隆平九年七月，雨带徘徊在长江沿岸过久，迟迟未至北方。自六月中旬起，长达一个多月的滴水未降，以至于关中遭旱者十之六七，农田龟裂。更有甚者，饮水都成问题。

    而另一个农谚叫做——“十旱九蝗”。

    隆平九年的关中，并没有如此幸运地逃过大旱之后蝗灾的命运。甚至那一年的蝗灾，算是大唐历史上掰着指头数都能排上号的大灾。

    旱灾和蝗灾的双重交加下，朝廷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赈灾免税之策。关中一带陡生民变，长安以西以北凤翔、邠宁、泾原诸镇声势犹大，对长安帝都形成半包围之势。

    在这一情况下，按照惯例，朝廷最有可能派出拱卫关中腹里的精锐神策军镇压。但当时，并不知自己已经处于危急状况下的薛将军上书，言辞恳切，力陈不可派神策军出动，以至再次壮大内侍的势力。

    西北诸军节度使，自安和元年凉王李若昊退出河西之后，核心军力从河西内迁至萧关以内的朔方镇。朔方军与神策军兵力之争由来已久，薛骁敬本人更是看不惯宦官亲掌神策军的局面。

    因此，他密折上书，力主限制宦官势力，打压神策军，希望暗中劝说陛下，三思而行。

    然而，他的第一封密奏，首先经过了枢密院之手。当时，尚在韬光养晦一步步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