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表示在当时全无例外。武人轻视文饶军事能力是唐朝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态度有时反而成为招致失败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也有类似的状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年）试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长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书，因此“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朝中的执政者虽看重其军事能力，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媚相关事宜。因此，樊泽虽具有统兵的能力，终其一生，参与军事任务的机会仍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与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个别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能力，仍无助于改变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控制。朝廷威信的减弱，成为严重的正治问题。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阶文官执掌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象征。杜佑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对于国家安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