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杨国忠为掩饰云南政策的失利，积极筹备再征南诏。

    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

    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

    杜甫目睹穷兵黩武对百姓伤害，愤而写下千古名篇《兵车蟹：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宝十三年(754年)，唐军以李宓为帅，十万人马再入云南。

    但就像首次宝之战一样，失去诸羌协助的唐军，在滇西群山间步履维艰。

    阁逻凤为增加唐军的后勤压力，以诈败诱唐军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后则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补给困难，不战自溃。

    唐军见势不妙选择撤退，被蕃诏联军趁势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十万军兵再度团灭。

    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旧能看到宝将士冢、万人冢、千人冢等历史遗存，在默默诉悲凉的往事。

    存于太和城内的《南诏德化碑》对此记载为，“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咳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宝战争的失利，对唐蕃诏间的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一系列边政处置的失误，让以共御吐蕃为目标的唐诏联盟破裂。

    南诏以弃唐投蕃的策略，换取吐蕃为后盾，继续扩大川滇交汇区的影响力。

    吐蕃则是唐诏交恶的最大获益者，形成了蕃诏联合攻唐的战略态势。

    三国关系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三方军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势，再无回旋缓冲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