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1年的“长庆会盟”（唐穆宗长庆元年），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最后一个高点。之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内政外交彻底崩盘，吐蕃王朝灭亡，再无唐蕃关系可言。

    这条绵延二百余年的曲线，波动之剧烈，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古代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以至唐庭上下皆以“边患莫大于吐蕃”为论。

    首先需要申明一点，两国百年的关系史是不可能用一句话简单描述的，这是一曲和缓与紧张反复出现的乐章。

    在这个乐章里，强与弱不但相对，而且是个不断转换的变量，没有谁一直强或一直弱。

    要知道，在唐蕃交往的二百年里，有纪录可查的战事多达197次，边境摩擦无以计数，如果某一方持续积弱，早就亡国灭种了。

    因此，不要拿某一瞅某几场战例出来事儿，一战胜败、一城得失都不足以左右国战的走势。

    就比如，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曾攻入长安，但之后数十年却再也无力染指关中，并不是吐蕃军力变弱了，而是唐朝以泾源（甘肃泾川县）为节点，构筑更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将最有战斗力的朔方军调至西部防守陇山（六盘山）。

    刚才提及德宗朝“平凉劫盟”爆发后，两国关系全面进入冰冻期。

    在此期间，德宗接受了李泌“北和回纥、西联大食、南通南诏”的连横之策，在东亚构建了一个“反吐蕃联盟”，史称“贞元之盟”[2]。

    应该“贞元之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回纥（后改称回鹘）在与唐朝结盟后，同吐蕃在山南北爆发了多次血腥的战争，极大消耗了吐蕃的军力。

    794年6月（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国也与唐朝重归盟好，并与吐蕃兵戎相见。面对南诏国的背离，吐蕃朝廷极为愤怒，称南诏为“两头蛮”，以斥其“首鼠两端”[3]。

    身在多国围攻之中，吐蕃也有点招架不住，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开始谋求同唐朝缓和关系，以便集中军力同回鹘死磕。

    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五月，吐蕃首先向唐朝伸出了橄榄枝，吐蕃使臣论颊热入贡长安，商讨和谈会盟之事。

    这次，德宗没有执行他着名的对蕃“三不政策”（不许入境、不接盟书、不见使臣），不但接待了蕃使，还在六月遣右龙武大将军薛抷还使吐蕃。

    这次十七年间的首次互访，意味着两国冰冻期的结束。

    德宗态度的转变，有可能基于上年唐军在维州（四川理县）大胜吐蕃，生擒了吐蕃内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大使论莽热[4]。这让他觉得，有底气开始和吐蕃恢复接触。

    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充满悖论，有时“接触反倒需要更多勇气，而封锁却源于怯懦”。这种情况，直到今依旧反复出现。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德宗李适驾崩，长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改国号“永贞”。但顺宗李诵只干了八个月皇帝，便禅位其子李纯，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纯便是我们的主角，唐朝第十一位皇帝——唐宪宗，年号“元和”。

    李纯继位后，唐蕃关系继续缓和，两国会盟之论不断发酵。但朝堂上使臣往返的热络局面，并没有映射在边疆地区，吐蕃军队依旧岁岁寇边，唐军也在随时谋求反击。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古代王朝文武之间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体，军功是武将晋升的唯一途径，所以发动战争变成了一件可以获利的买卖。

    而吐蕃则更为严重，由于吐蕃军队的战果是分账制，赞普和边将各得其利。导致战争成了边将及其家族，获取财货的最佳手段，会盟就意味着断了豪门的财路，边疆节度当然不愿意了。

    唐蕃国境线两侧的战争贩子其实都挺多。因此，唐蕃两国的关系始终在战和间左右摇摆，多次发生和谈使臣刚刚到达，边境却以大打出手的情况。

    例如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使臣论矩立刚到长安，次月吐蕃边军便入寇河曲、夏州（陕西靖边县）大肆掠夺，引得宪宗下旨斥责[6]。

    当时，往来奔走的使臣是个很有风险的工作，唐蕃两国都发生过君主暴怒，扣留使臣的事情发生，有些甚至一直囚禁致死。元和十三年这次，宪宗便直接扣了论矩立。[7]

    但元和年间，两国和好已是大势所趋，吐蕃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西域，“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8]。

    （其实，吐蕃将帅心里也清楚，只要唐军全力防守，受制于攻坚能力太差，陇山一线打不进来。）

    而对于唐朝来，缓和西部边防的压力，全力以赴搞定国内割据的藩镇更为重要。

    正式基于两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虽然边境依旧烽火不熄，但整个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