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时期，洱海地区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国，史称“六诏”

    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故影南诏”之名。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蒙舍诏势力不断壮大，吞并了其余五诏一统西洱河地区。

    当时，南诏国大概率已经进入相对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从技术实力上未见得低于吐蕃本土，极有可能尚高出半筹。

    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

    因此，学者估算吐蕃王朝时期，鼎盛期间的南诏国（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四、五百万。此人口基数也远多于，吐蕃本土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详见拙作《吐蕃王朝时期，东挡大唐、西拒大食，它究竟有多少人口？》）

    另外，云南川西山川沟壑纵横的地理特点，也让大兵团作战极难展开，本地人对路熟悉的优势被无限放大。这些都是南诏能够成为唐蕃间重要砝码的基础。

    南诏初期一度曾为唐朝的盟友，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赐南诏王皮逻阁名为“蒙归义”，封云南王。封王的原因恰恰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

    但从宝初年开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章仇兼琼（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云南太守）、李宓（剑南留后）、杨国忠等饶连续昏招下，爆发了两次宝战争（十年、十三年）。

    十几万唐军，在云南的群山间全军覆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关症川西无兵可调的窘境。

    战争的爆发，也使南诏国彻底倒向了吐蕃，宝十一年（752年），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吐蕃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在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一例，可见当时南诏国的重要性。

    相比于唐与南诏渐行渐远，吐蕃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力度始终在加大。

    大概在公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左近，吐蕃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在这座极具战略价值铁桥旁，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公元704年（武周，长安四年）为稳定西洱河地区叛乱的局势，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征“南蛮”，死于军郑

    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对吐蕃经营南诏有详细的记载：

    “兔年（公元703年）……冬，赞普赴羌地（六诏），并攻陷之。”

    “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赴蛮地主政期间升。”

    南诏倒向吐蕃后，整个川西的战争态势急剧恶化，唐蕃围绕着维州等地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复争夺。（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系列之维州浮沉》）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不堪忍受吐蕃沉重税赋和兵役的南诏再次倒向唐朝。《资治通鉴》:“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云南王异牟寻献地图、土贡及吐蕃金印，请复号南诏”。

    其实在入长安献图、纳印之前，南诏就已经和吐蕃撕破了脸。

    此年正月，“南诏蛮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使来献捷”。

    神川铁桥陷落后，吐蕃退居纳川（今中甸附近）。其后，虽多次进攻均未能夺回神川铁桥。铁桥的陷落，标志着吐蕃逐渐退出对云南的争夺。

    神川铁桥的兴废，代表着滇藏交流的兴衰。铁桥建成后，云南物资大量输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dǎn]马、统备甲马等物”。

    同时，盐和茶也成了此路上的大宗货品，成就一段茶马古道的繁荣期。《云南志》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川西之路上的战与和

    从吐蕃的国家战略上，最有价值的无疑是青海。占据了青海吐谷浑故地后，东可威胁河陇，西可染指西域，成左右逢源之势。

    但从以战养战的经济价值来看，河陇无疑是首选之地，其次便是富庶的四川盆地。

    因此，东出川西，进袭巴蜀，始终都是吐蕃大战略方向。对此，唐朝也心知肚明，在川西屯驻重兵，严防死守。

    用蜀地诗人陈子昂的话：“且臣闻吐蕃揭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游日矣，然其事不能举者，徙以山川阻绝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hui]，而不得窃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