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他身挂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将印，为有唐以来第一人。（“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三、唯一的裂隙

    王忠嗣挂河西、陇右将印期间，从朔方军调拨良马九千匹补充河西唐军。

    随后，其帐下的悍将在青海、积石等地，连续大败吐蕃，拓地千余里。

    但此时，身居高位的王忠嗣，已从一个好勇斗狠的前锋，成长为主政一方的大帅。

    在连胜之余，他开始爱惜唐军士卒的有生力量，谋求以更的代价，换取更多胜利成果。

    为此，他及其重视唐军的训练水平和装备保障。不但做到“训练士马，缺则补之”，甚至在士卒的弓箭上刻上名字，以备复查。

    他还对手下将领：“国家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但这种体恤国力的方针，不但与帝王的想法背道而驰，也与要更进一步的武将集团相左。

    随着，河西唐军不断拓展疆域，边境上重要的战略节点石堡城，逐渐成鳞王目光的焦点。

    作为军事主官，当玄宗征求王忠嗣意见时，他上书劝慰道：“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但碍于二人间的情谊，并未发作。

    王忠嗣不想取这份功劳，但挡不住别人想取。

    宝六年（747年），董延光上奏攻了取石堡城的计划，玄宗一见马上诏准。

    但因为石堡城地形险要“吐蕃举国守之”，唐军在调动董延光部之外，还命王忠嗣所部分兵接应。

    对此，王忠嗣故意拖延应对，迟迟不肯发兵。

    时任河西兵马使李光弼见状，匹马奔至王忠嗣大营相劝。

    “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

    王忠嗣对李光弼“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的告诫，淡然相对：“李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

    王忠嗣不愿以“数万人生命谋一官职”的想法，令李光弼非常感动，他感慨道：“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

    但唐军在石堡城之下的挫败，最终还是将王忠嗣牵入了旋危

    宰相李林甫早就想对王忠嗣下手，作为一个以揣测帝王心术起家的臣子，他已深刻感受到了，李蛮对太子态度的变化。

    而作为日后留给太子的臂助，王忠嗣也早就不那么重要了。

    借着石堡城之败的影响，李林甫让人诬告王忠嗣与太子存有密谋。

    因为，王忠嗣曾对人，“早与忠王（李亨）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

    暴跳如雷的李蛮，马上将王忠嗣下狱，命三司详细审讯，几乎定为极刑。

    所幸，王忠嗣帐下的悍将，续任陇右节度哥舒翰，跪地苦求，愿以官职替其赎罪。（“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

    唐玄宗怒气才稍消，将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

    宝八年（749年），王忠嗣暴毙，终年45岁。

    正是有了王忠嗣的前车之鉴，宝八年哥舒翰的石堡城之战，别是拿人命填，就是拿牙啃，也得啃下来。

    最终，唐军攻下石堡城，“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言。”

    纵观王忠嗣一路走来的经历，父荫导致的高起点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幼被玄宗养在宫中，不只使其功绩可轻易上达听。甚至，在他与李蛮间，还建立了一种很模糊的“养子亲情”。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李蛮对他有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感觉，因此才影忠嗣敢斗，恐亡之”的忧虑。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王忠嗣在边关表现出的勇悍与果决，是其能登上巅峰的重要因素。

    正是凭借震慑边关的威名，其帐下的一干悍将，如哥舒翰、李光弼之流，才会对其俯首帖耳。

    河西节度是唐朝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为有效抵御吐蕃的进攻，隔断吐蕃与回纥联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