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即三月十九日，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官翟兴率步兵数百人，“卷甲夜趋”，潜入西京洛阳城内。

    翟兴是河南伊阳人，年轻时即以勇猛闻名，与族弟翟进号称大翟、翟，只是几年前翟进因为刘法的缘故跟了李昕，两兄弟分家，故现在只剩下翟兴在洛阳了。当初，金军进犯京师时，西道总管王襄给翟兴传令，令其统领在城军马，保护大宋陵寝，因功补授承信郎。后又被任命为京西北路兵马副钤辖、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

    范致虚兵败退回潼关后，翟兴没跟随入关，而是留在洛阳附近，寻找战机。他熟悉洛阳地形，闻听伪西京留守高世由警备松懈，遂出其不意入城，生擒并斩杀了高世由，还有大金随军转运使张友极。高世由曾任泽州知州，张友极曾任河东转运使。

    宋钦宗已经得知，不久之后，金人要将他们父子，以及其他赵宋皇室人员，全部押往北国。考虑到路途遥远，又缺乏生活用具，三月二十二日，宋钦宗派人入城，给王时雍与徐秉哲送去一份亲笔手札。扎中道：“社稷山河，素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以治行阙少厨中所用什物，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遣至此，早晚成校请勉事新君，无念旧主。”

    至此，宋钦宗仍认为是大臣误国。他不承认社稷山河，是自己亲手葬送的。

    冯澥、郭仲旬等大臣仍在金军中，并没放回。张邦昌令光禄卿王琮，以张邦昌名义给宗翰、宗望写信。

    金让信后，于三月二十三日，将左丞冯澥、佥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积、中书舍人孙觌及徐民、苏馀庆、郭仲荀、沈晦、黄夏卿等大臣，释放回城。

    张邦昌很高兴，令光禄卿王琮继续起草信件，乞请宗翰、宗望免括金银。信中道：“某闻之，先圣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财？曰：义。人君之于下，惟以百姓为本。百姓之不存，则社稷无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况创业造始之君，惟务施德布惠，取下之心，然后作为事业，固其根本。由汉、唐以来，率由蠢。后世子孙终必赖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

    某材质庸谬，道义无闻，仰荷大金皇帝造洪恩，遽令军民官吏推戴，册命俾以南土，使主斯民，永为屏翰，以事大国。方夙夜祗惧，无以报称。思临士民，坐视困苦，莫之拯救，痛伤肺肝，殒身无门。

    今见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银数次，虽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尽。今又蒙元帅科降，数目浩大，难以充足。虽军前遣人搜检，亦无所得。百姓嗷嗷，忧疾饿死者日以万计，复惧根括金银，数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从政之初，民心离散，怨谤交兴，邦昌恐以此主国，必致倾仆！

    惟元帅慈恩洪溥，智烛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绝再降金银数目，庶使亿兆生灵，保全性命，不陷颠危。邦昌所图，窃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恳惶惧之至。”

    这封信，既讲道理又摆事实，简明扼要，逻辑清晰。特别是搬出大金皇帝，给金军元帅施压，比较有力量。

    宗翰与宗望阅信后，当即商量决定，停止根括金银，并派遣二名使者入城，专门送来元帅府回信，信中道：“自来所取金帛，皆系犒赏军兵之所急用，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今楚国肇造，本固则安。虑因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已议权止，令出榜晓谕。”

    张邦昌十分高兴，令尚书省马上张榜公告：“今承大金国元帅府书，免括金银并表叮”

    让张邦昌感到有些失望的是，榜书张出后，京城百姓反应平淡，并未引起社会轰动。其实，此时的京城百姓，对政府公告早已相当麻木了。

    康王、汪伯彦与耿南仲，以及大元帅府幕僚们，根据各方情报信息，多次开会研究，分析目前形势。三月二十五日，元帅府做出决定，号令诸路勤王人马，前去京城会合，元帅府令首先下达给东平府。

    元帅府在命令中首先解释，前段时间，为什么要求“分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驻扎，按甲不动”。那是因为有皇上诏书以及朝廷公文命令，要求“只在近京驻扎，不得轻举。”

    而今，已过去一个多月。但内外隔绝，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实情究竟如何。金军仍未撤离，仍不住劫掠。而金人一向诡计多端，所以，对各种消息难以全信。闻听四方勤王兵马已云集，勤王战士，各怀忠愤。在此形势下，元帅府认为，应改变策略，向金军发动进攻。趁敌军渡河、兵势减少之机，勤王兵马应四方并进，“埽除虏寇，共立大功”。

    元帅府要求，“选择精锐忠义人兵，多作头项，连珠相继，递相策应，审观形势，迤逦前进。”据侦察，城下金兵多是轻骑，因此，“宜常令牌枪在前，遮蔽神臂弓弩，以防冲突。伏藏军马，以备追逐。”

    元帅府号召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