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城里，文武百官对张邦昌到底作何打算都不甚清楚，对张邦昌近来表现都不太满意，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怀疑张邦昌是不是存有依靠金人占据中原之意。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马伸给张邦昌写了一封信，措辞激烈，信中道：“伏见逆胡犯顺，劫二帝北行，且选立太宰相公使主国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虏退必能复辟也。忠臣义士不即捐生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

    今虏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狱讼讴歌又皆归往，相公尚处禁中，不返初服，未就臣粒道路传言，以谓相公外挟强虏之威，使人游康王，且令南遁，然后据有中原，为久假不归之计。

    伸知相公必无是心，但为虏人未远，因循未能尽改。虽然如此，亦大不便。盖人心未孚，一旦喧哄，虽有忠义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满城生灵，反遭涂炭，孤负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禀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归京，日下开门，抚劳四方勤王之师，以示无间，应内外赦书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权行拘收，候立赵氏了日然后施校庶几中外释疑，转祸为福，伊周复生，无以复加。

    如以伸言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

    张邦昌直到晚上才看到这封信，内心震动很大，几乎一夜未眠。他明白，自己必须尽快交权。但他又顾虑金军闻讯复来，再次围城。

    第二一早，张邦昌派人秘密北去，打探金军行踪。中午，探子回来报告，金军早已渡过黄河，无回师迹象。张邦昌这才放心，于是紧急召集侍从官们开会议事，商量如何还政于赵氏。

    谢克家主张派人去济州迎立康王，他道：“康王谋今合立者也。当遣使去济州，向康王表明迎立之意，如此便是功臣，不然即叛臣矣。为功臣为叛臣，只在此举，岂可少缓耶？”

    张邦昌解释道：“非是少缓，只因金兵刚退，若是遣使前去，万一被金让悉行踪，岂不有害？”

    吕好问建议道：“可先还政于元佑皇后，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元佑皇后听政，则人人皆知复赵氏矣。”

    张邦昌最后决定采纳吕好问的建议，傍晚时，对外公开宣布手书：“恭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

    手书迅速传遍京城，朝廷内外大悦，人们不禁长舒一口气。接着，张邦昌又下令追回发送到全国诸路的赦文，并将自己所立宋太后那份手书毁弃不用。

    因为有不少大臣，对张邦昌手书立元佑皇后为宋太后一事持异议。他们以为，张邦昌这是在模仿宋太祖。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后，尊后周符太后为周太后，并迎入西宫居住。张邦昌这份手书，反映出他仍有代宋自立的野心。

    四月初九日，张邦昌派遣谢克家护送皇上玉玺来到济州。这枚玉玺很特殊，上面镌有篆书“大宋受命之宝”六个字，此谋年宋太祖登基后专门制作的。金人曾索要过这枚大宋皇帝之宝，张邦昌骗他们宝玺早已随葬，因而得以保全。

    在耿南仲、汪伯彦等大元帅府僚属们引领下，谢克家手捧宝玺，跪地行进，呈献给康王。康王再三谦让推辞，“恸哭不受”。可是，康王不受，谢克家就长跪不起。最后康王无奈，只好跪受，命汪伯彦暂管。

    这，元佑皇后也派人来到济州。她派遣的是侄子权卫尉少卿孟忠厚，携带元佑皇后手书而来。元佑皇后在手书中道：“吾自处道宫垂三十载，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迁，无事悲摧，实无生意。忽承中旨，俾正号名。退惟间废之余，当此危亡之际，冒居宠数，诚亦何心？沥恳再三，莫之听许，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宫，而百辟建方，请权听政。

    顾早衰多病，且久去宫闱，岂复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赵氏举宗之尽去，人思宋德之实深，不属老身，谁当此责？是用夙宵黾勉，期济艰难。然神器久虚，必须真主。今中外近属，唯王一人。矧又忠勇英明，四方属望，入继大统，非王而谁？已遣冯澥、李回告王传序之意，王其速驱舆卫入处宸居，上以安九庙之灵，下以弭四方之变。吾婴此重负，既付托得人。当便辞几务之烦，以就安闲之适。今遣侄权卫尉少卿孟忠厚亲承动静，并道吾意。

    夏初微暑，更慎保调。四月日，母致书元帅大王。”

    康王读罢，遂以宾客之礼，分别接见了谢克家与孟忠厚。之后，康王对耿延禧等人道：“张子诚能知礼，假使其不知分而妄作，吾必以兵取之，所伤可胜计哉？得免吾举兵，亦可取矣。”

    对于谢克家来济州献宝玺一事，有人认为，这并不能证明张邦昌就没有野心。因为张邦昌已即位大楚皇帝，大宋之宝对他来没什么用处，康王对此也有疑虑。

    但是，看了元佑皇后手书之后，康王便打消疑虑，确信张邦昌的确没有当真皇帝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