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不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张先生，”周氏看着他的眼睛，目光很认真，“您是个好人。您帮周大人，就是帮我们全家。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帮不上大忙，但在周大人面前说几句话，还是管用的。”

    张不言放下茶杯，笑了笑：“那就多谢夫人了。”

    从周明远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张不言走在后街上，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他走得不快，心里在盘算着。

    香水。超市打折十九块九一瓶，喷多了会让人觉得腻的那种廉价货。在这里，是一瓶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如痴如醉的珍宝。他送这瓶香水，不是为了讨好周氏，而是为了在周明远身边安一个“自己人”。

    枕头风是最厉害的风。周明远虽然信任他，但那信任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他能帮周明远做事，所以周明远信他。但利益是脆弱的，今天有用就信，明天没用就不信。他需要一层更牢固的关系，一层能渗透到周明远日常生活里的、润物细无声的关系。

    周氏就是那条线。

    她收了香水，闻了香味，从心底里觉得张不言是个“好人”。以后周明远回到家，她会在饭桌上说“张先生今天又做了什么好事”，会在晚上睡觉前说“张先生真是个靠谱的人”，会在周明远犹豫不决的时候说“你还不信张先生吗”。这些话，一句两句没什么，但日积月累，就会在周明远心里生根发芽，变成一种不需要理由的信任。

    这就是夫人路线。

    张不言以前在快递站的时候，学过一点人情世故。他知道，有些事从正门进不去，就从侧门进；从男人那里打不通，就从女人那里打通。不是阴谋，是策略。

    接下来的几天，张不言没有再去周明远家，但周氏的话已经起了作用。

    周明远在县衙里对他的态度明显更亲近了。以前是“张先生”长“张先生”短，客气但有些生分；现在还是叫“张先生”，但语气里多了一种随意和信任，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有时候处理完公务，周明远会留他在县衙吃饭，两个人坐在后衙的小院子里，一碟花生米，一壶黄酒，说说话，聊聊天。

    周明远跟他说起过自己的身世——出身寒门，父亲是个乡村塾师，靠着一笔一划教孩子认字攒下的束脩供他读书。他中进士那年，父亲已经病得下不了床，报喜的人到村里的时候，父亲已经咽了气。他跪在父亲的灵前，把进士的喜报烧了，说是“爹，您看到了吗，儿子中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张不言没有安慰他，只是给他倒了一杯酒。周明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笑了，笑得有些苦涩。

    “张先生，”他说，“我爹要是还活着，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骂我。他供我读书，是希望我做个好官，为百姓做点实事。可我呢？在青石县五年，一事无成。”

    “现在不是一事无成了。”张不言说，“路修了，渠快挖好了，流民有饭吃了。你爹要是看到这些，不会骂你。”

    周明远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笑了。这一次的笑容里，苦涩少了一些，温暖多了一些。

    “张先生，你说得对。”他说，“我爹不会骂我。”

    张不言从县衙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上来，星星很亮。他走在青石街上，街上的铺子大多已经关了门，只有几家酒肆还亮着灯，里面传出猜拳行令的声音。

    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在想着明天的事。渠已经挖了大半，再有七八天就能通水。通水之后，荒地就能开出来，种上萝卜白菜。到了秋天，好歹能收一茬。冬天之前，流民们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能一直挤在窝棚里。房子怎么建？材料从哪里来？人手怎么分？这些都是问题。

    他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就到了玄坛巷口。

    巷口站着一个人，是赵大虎。他手里提着一盏灯笼，看到张不言，迎上来。

    “先生，您回来了。周大人又留您吃饭了？”

    “嗯。”

    “吃的什么？”

    “花生米，黄酒。”

    赵大虎笑了：“周大人就请您吃这个？太小气了吧。”

    “不小气。”张不言说，“花生米下酒，是待朋友的方式。大鱼大肉，是待客人的方式。周大人把我当朋友，不是当客人。”

    赵大虎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巷子，灯笼的光在青石板路上晃来晃去，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院门开着，院子里亮着灯。周氏——赵大虎的媳妇，正带着几个女人在灶房里洗碗。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小虎骑在一根竹竿上，把它当马骑，嘴里“驾驾驾”地喊着。

    看到张不言进来，小虎从竹竿上跳下来，跑过来抱住他的腿：“先生！先生！我今天认了十个字！周妈妈说，我认字认得最快！”

    张不言摸了摸他的脑袋：“认了哪十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