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替他说了。

    刘同知没接话，但那表情就是默认了。烂。不是一般的烂。立意浅，结构散，用典少，字迹还难看。刘同知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的八股文写得这么烂。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也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进步得这么快。张不言学东西的方式很特别——不追求理解，先模仿。刘同知给他改了一篇文章，他拿回去抄了十遍，抄到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下次写的时候，他就照着那个结构套。套着套着，就套出了门道。

    半个月后，刘同知再看他写的文章，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不是因为烂，是因为他看到了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一点一点的，是一截一截的。上一次还是“不堪入目”，这一次已经是“勉强能看”了。刘同知教书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学法。他把这归结为“文曲星下凡”，张不言知道，这叫“临时抱佛脚”。

    书房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他记不住的文言文实词、虚词、通假字。桌子上堆满了八股文的范文，有从书铺买的，有刘同知带来的，有他自己写的。墨汁洒在桌面上，干了又洒，洒了又干，留下一块一块的黑渍。毛笔写秃了好几支，砚台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赵大虎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端一碗热茶进去。张不言接过茶，喝一口，继续写。赵大虎站在旁边，看着他写，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但觉得先生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先生，”有一天晚上，赵大虎忍不住问，“您本来就是文曲星，还用得着学这些吗？”

    张不言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看着他：“文曲星是文曲星，我是我。文曲星会的东西，我不一定会。我要是因为自己是文曲星就不学了，那才是真傻。”

    赵大虎没听懂，但他觉得先生说得有道理。

    一个月的时间，在忙碌和焦虑中过得飞快。

    张不言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刘同知说他“勉强能考”，周明远说他“没问题”，赵大虎说他“肯定中”。他自己心里没底。他从来没考过古代的科举，不知道考什么，不知道怎么考，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水平。他能做的，就是把能背的都背了，能写的都写了，能练的都练了。剩下的，交给运气。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看书。他把书房收拾干净，把桌上的书摞好，把墙上的纸条撕下来，把写秃的毛笔洗干净。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那颗绿色的玻璃珠，举到油灯下看了看。珠子还是那么绿，那么亮，里面的螺旋花纹在灯光下缓缓转动，像一个小小的宇宙。

    他把珠子攥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明天就要去府城赴考了。这是他穿越以来，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剿匪虽然危险，但他有电棍，有三轮车，有赵大虎他们。安置流民虽然累，但他有粮食，有工具，有周明远支持。可科举不一样。科举考的是他不知道的东西，是他不擅长的东西，是他装不出来的东西。他不能带电棍进考场，不能带三轮车进考场，不能带赵大虎进考场。他只能一个人去，一个人面对那张白纸，一个人写那篇八股文。

    他睁开眼，把珠子收好，站起来，吹灭了灯。

    院子里月光如水，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只剩几片枯叶挂在枝头，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他站在槐树下，仰头看着天空。月亮很亮，星星很少，夜风很凉。

    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回了书房。他没有回屋睡觉，而是在书桌前坐下来，重新点上了灯。他翻开《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翻到“文言文阅读”那一章，一页一页地看。不是因为他还能学进去多少，是因为他睡不着。

    灯油烧了一盏又一盏，窗外的天从黑变灰，从灰变白。公鸡叫了第一遍，他抬起头，看到晨光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面前摊开的书页上。他把书合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然后走出了书房。

    赵大虎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套马车。看到张不言出来，他愣了一下：“先生，您一夜没睡？”

    “睡不着。”张不言说，“不碍事。”

    赵大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把马车套好，把张不言的书箱和行李搬上车，然后站在车旁，等着。

    周氏端了一碗粥出来，张不言接过碗，几口喝完，把碗还给她。小虎跑过来，手里攥着那颗绿色的玻璃珠，仰着脸看着他。

    “先生，你要去考试了？”

    “嗯。”

    “你会考中吗？”

    张不言蹲下来，平视着小虎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很干净，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

    “考不考得中，先生都是先生。”他说，“考中了，回来教你写八股文。考不中，回来教你写大字。”

    小虎咧嘴笑了，把玻璃珠塞进张不言手里：“先生，珠子借给你。考完了还我。”

    张不言看着手里的珠子，又看了看小虎。小男孩的脸上有一种故作成熟的认真，像是大人借给别人东西时的那种郑重。他把珠子收进衣袋，贴身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