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室走。

    下午的庆功会餐成了唯一的话题，连走路的速度都比平时快。有人已经在讨论猪肉怎么分——肘子归谁、五花归谁、猪头肉算不算在五斤里头。

    陈卫东看着这帮人的背影，笑了。

    但笑完了，有个念头从脑子深处翻上来，把那点轻松劲压了下去。

    明年。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全国性的粮食减产，多个省区口粮定量下调。

    城镇居民的供应标准一压再压，食用油从半斤砍到三两，细粮比例缩水。乡下更惨。

    眼前这帮欢天喜地盘算着五斤猪肉怎么吃的工人，到了明年夏天，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

    这事他没法跟任何人说。

    说了也没用。粮食问题不是一个厂、一个部能解决的。十亿人的肚子，靠的是老天爷给面子、种子改良、化肥跟上、政策到位——哪一样都不是他画两张图纸就能搞定的。

    他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牌打好。

    新厂投产，创汇的路拓宽，国家手里有外汇，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粮。一斤外汇换多少斤小麦，这笔账上头算得比他清楚。

    陈卫东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水泥地上印着他坐的痕迹，一个深深的屁股印。他看了一眼，觉得有点好笑。

    走出车间的时候，北风迎面灌了他一脖子。

    腊月的天，太阳白晃晃地挂着，一点热气没有。

    下午一点整，一机部大院的广播喇叭“嗞啦”一声响了。

    这喇叭平时就播个通知、念个文件，语调跟催眠似的。

    今天不一样。播音员是个中年女同志，嗓门亮得能把走廊里打瞌睡的人全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