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八章西安事变

    张汉卿、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姜瑞元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zhongyāng军的削弱与裁撤，在“灭赤”战役中又不断遭到赤军的严重打击，实力ri益下降。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混乱时代，兵权是地位唯一的可靠保证，姜瑞元凭着杨永泰的削藩计策，使得张汉卿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是怨声载道。

    1936年11月，姜瑞元趁解决南方赤化军事区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赤军的目的。

    12月4ri，姜瑞元携张汉卿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两人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赤军。

    另一个是如果不愿“灭赤”，就将东北军调湘，十七路军调赣，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姜瑞元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被姜瑞元削藩，也不愿让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

    湘省如今不余一半，赣省也是一样，直面华军的威胁，朝不保夕。而且东北军与西北军已经和红门牵上线，打算凭着多年来经营下的根基，好好在西北诸省发展。

    想要不被姜瑞元所吞并，此二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姜瑞元停止内战，联红抗ri。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姜瑞元能同意联共抗ri的要求，12月7ri还向姜瑞元进行了一次“哭谏”。

    姜瑞元闻言之后当即是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红门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这也是必然的，姜瑞元并不是不抗ri，而是在抗ri的战略时机上和张汉卿有严重分歧，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ri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门赤军，然后是用大势逼迫华联成为的后援。

    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红门威胁最大，他们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又有苏俄在背后撑腰，与其他军阀都有本质不同。

    姜瑞元和张汉卿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姜瑞元对红门的本xing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赤军，它会利用抗ri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就算是华联，毕竟大家都还是中国人，还可以坐下来谈判，而红门则完全是苏俄的狗，不可理喻。

    二是以这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ri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以储备力量。身为一国主宰者的姜瑞元深知两方的实力悬殊，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因此姜瑞元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ri的爆发，以争取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ri作战的国家能力。

    早在1934年之时，姜瑞元就把为抗ri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他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举动都是暗中安排，无法宣诸于外。全因之后，ri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ri本zhèngfu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ri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ri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ri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ri本周旋，拖延ri本全面入侵中国的，以积蓄的力量，从长计议。

    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姜瑞元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ri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ri，会刺激ri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姜瑞元的这种国防设计。

    ri本占领东三省后，深受红门赤化影响的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ri，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xing的声音。

    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张汉卿引咎辞职，这是为了服从姜瑞元对ri暂时忍让的战略需要。但从欧洲考察后，张汉卿不仅没有被派去抗ri，反而被委任为西北灭赤副总司令，负责攻打赤军。

    他本想通过抗ri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赤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

    姜瑞元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汉卿疑心，认为姜瑞元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赤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zhongyāng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汉卿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ri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