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

    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

    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

    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之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

    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唐末藩镇割据、苛政暴敛及连年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仅公元910-953年，黄河决口及其他大水灾即达24次之多），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与此同时，南方诸割据政权，即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使吴越的经济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诸分裂政权的前列，也使钱王成为这一重大转移的重要功臣和开拓者。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始自钱王开创的吴越时期。

    钱王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建成了鱼米之乡。

    钱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

    ，蚕季出现了“青巷摘桑喧姹女”

    的热闹景象。

    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赖于商贸的发展。

    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仅有会稽、越州。五代至宋后，杭州也发展成繁荣的大城市，南宋行在所定在临安与之前的基础不可分割。

    吴越国，吴越人在上古时期就“构木为巢，以避虫害”

    ，后来也被称为是居住“干栏式”

    楼房的民族。

    吴越民族的建筑风格中，绍兴的桥和苏州的园林为最有代表性。

    那曲曲弯弯的、结构精巧的回廊和小巧玲珑的、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那多姿多彩的拱形石桥，这些建筑在体现吴越人聪慧、灵巧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那圆滑、变通又富于幽默的性格。

    不同民族的不同性格。

    北方的粗厚凝重、讲究和南方的细腻随意、流畅，这种明显的不同风格在这些建筑中表现了出来。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