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医案，据实具奏，以安朝野浮议。

    这是臣子惯用的笔法，不直言死得蹊跷，只以 “安人心、杜流言” 为由，要求查验病案、审问侍疾内臣，把疑点摆上台面。

    而王氏则将本章留中不发，没有批复。

    这下，科道官胆子更大了，接二连三的奏本如雪片送入内阁。

    第二疏、第三疏接踵而至，不再遮遮掩掩，引历代宫廷母妃皇子暴卒旧事，直指宗社国本堪忧：三皇子是先皇血脉，关乎天下，一夜母子俱殒，事出反常，不可草草以暴疾定论，请将当日侍药内侍、御医一并下锦衣卫诏狱推鞫，穷究其始末。

    京中士大夫之间议论汹汹。

    一部分老成大臣主张静，说宫闱秘事，臣子不宜窥测，强要穷究，只会动摇皇家体面，流言越查越盛；另一派清直言官却咬定，不查，则天下皆疑，流言不息，人心难安。

    两派在午门、内阁值房争执不休。

    流言越传越离谱。

    有人私下传言，太妃本就因皇子之事触怒太后，是遭人暗中毒害；又有人说母子二人先后染疾，药汤有问题。

    街头小报、士大夫私刻的传抄册子，辗转流传，越传越是绘声绘色。

    礼部此时最为难办。

    一边要筹备太妃、皇子的丧葬典仪，拟定谥号；一边又不断收到朝臣移文，追问丧礼之外，是否应当附带勘问死因。

    礼部尚书入宫请示，王氏别的没说，只令吏部依亲王、太妃旧例办丧，对勘问一事不置一词。

    内阁之中更是撕裂。

    在位的两位阁老各怀心思。

    苗灏主张顺着言官，请旨勘案，借此清查宫中内侍势力；陶玺则极力劝阻，直言太后护持后宫，强行深究，必掀起大狱，百官贬谪、廷杖接踵而至。

    已经递上乞骸骨本章的唐胄，人虽待在家中，京中消息一刻不断送入府内。他手捧抄录的言官奏疏，越读越是心惊。

    幕友持着新抄来的一封御史奏稿，递到唐胄面前，奏中写着：

    “太妃与皇子，一夜同殒，中外骇愕。宫闱深远，情伪难知。若不令法司推究侍疾之人，何以塞悠悠之口？宗本所系，非细故也。”

    唐胄缓缓将抄来的奏本合上，低声叹道：“此疏一上，风波便不可收束。言官求名，朝堂求胜，最后流血的，怕是一干不相干的人了。”

    果不其然，数日后，王氏以皇帝的名义下谕，只斥言官 “捕风捉影，妄生揣测，摇惑人心”，驳回了诏狱推究的请求。

    只令礼部速行丧礼，不许再妄议宫禁之事。

    可压得住奏疏，堵不住天下人的口舌。

    言官们更加笃定事有蹊跷，一场更加汹汹的封章弹劾，自此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