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周的脸白了。他想起皇姑屯。想起铁轨边那两颗扣子。想起奉天棺材铺里那颗。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皇姑屯的扣子。是你留的？”

    那个人笑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着。

    “你也在皇姑屯的账本上签过字。刘维周。军需处长。二百五十公斤炸药。经手人。”

    刘维周的嘴唇动了动。

    “你……你是来杀我的？”

    “不。”

    那个人站起来。把礼帽戴好。帽檐压到眉毛。他低头看着刘维周。灯光从侧面照过来。照亮了他下巴上的一道疤。从嘴角斜着划到腮帮子。像一条蜈蚣。

    “我不杀你。你留着还有用。阮玲玉的案子。要开庭了。你上庭作证。把唐季珊的事。一件一件说出来。”

    “我说了。唐季珊会杀我。”

    “你不说。我杀你。”

    刘维周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茶杯。茶水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像死虫子。

    “好。我说。”

    那个人转身走了。脚步声很轻。布鞋底踩在地板上。脚后跟先着地。步子迈得匀。

    刘维周一个人坐在茶馆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的。他放下杯子的时候。手指头碰到了兜里那三只药瓶。玻璃的。凉的。他攥了一下。药瓶上有什么东西。硬的。圆的。他掏出来看了一眼。

    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

    他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刘维周不知道。但扣子背面刻着一行字。很小。他凑到灯底下看。

    “你签了字。你也得死。”

    四

    1935年3月9日。上午。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前两个小时。

    刘维周住在一间小旅馆里。法租界。福煦路。旅馆的墙是黄的。墙纸卷着边。露出底下的红砖。他坐在床上。手里攥着那张传票。传票上写着开庭时间：下午两点。

    他今天要去法庭。作证。说唐季珊的事。说安眠药的事。说那三只被换掉的药瓶。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弄堂。晾衣杆上挂着女人的旗袍。风吹过来。旗袍鼓起来。像一个人站在半空中。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二十年前在奉天。他刚进军需处的时候。一次擦枪走火。子弹削掉了小指。他当时疼得满地打滚。后来不疼了。但每次看见这个断口。他就想起奉天。想起皇姑屯。

    他转过身。准备穿衣服。

    然后他看见了。

    床上。枕头底下。露出一截东西。铜色的。圆的。他走过去。掀开枕头。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

    第三颗。

    他站在床边。攥着扣子。铜的棱角硌着掌心。他想起昨晚茶馆里那个人的眼睛。硬的。冷的。像石头。

    那个人说“我不杀你”。刘维周当时信了。现在他不信了。

    门响了。

    咚。咚。咚。三下。不急不慢。

    刘维周把扣子塞进兜里。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走廊里站着一个人。穿灰布长衫。戴礼帽。看不清脸。但他认出了那个站姿。脚后跟先着地。步子迈得匀。

    是那个人。

    刘维周往后退了一步。他不想开门。但他的脚不听使唤。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拧了一下。

    门开了。

    走廊里没人。

    刘维周往外探头。左右看。空荡荡的。地毯上落着灰。他低头一看。

    门槛上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跟枕头底下那颗。一模一样。

    他捡起来。两颗扣子。一模一样。他把两颗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

    他关上门。插上门闩。回到床上。坐下。他看着手里的两颗扣子。扣子背面都有字。他翻过来看。

    第一颗背面：“你签了字。你也得死。”

    第二颗背面：“今天。法庭门口。”

    刘维周的嘴唇白了。他把扣子扔在床上。站起来。他要跑。他不能去法庭。他得跑。

    他拉开衣柜。拿出皮箱。把衣服往箱子里塞。手在抖。塞了一半。他停下来。他走到窗口。往下看。弄堂口。停着一辆黑车。车里坐着人。抽烟。烟头的红点在暗处一明一暗。

    跑不掉了。

    刘维周瘫坐在床上。他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像一张脸。那张脸在笑。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左手。小指缺了一截。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奉天。想起他第一次看见那颗铜扣子的时候。是町野武马给他的。町野说：“拿着。放在张作霖的衣领里。这是命令。”

    他拿了。他放了。他跑了。

    十年后。他跑到上海。改名换姓。在《晶报》当编辑。写小报。骂阮玲玉。收唐季珊的钱。他以为过去的事。过去了。

    现在。扣子回来了。

    五

    下午一点四十分。刘维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