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五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一颗一颗地排。第一颗。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第二颗。“二”。“吴俊升”。第三颗。“三”。“刘维周”。第四颗。“四”。“张宗昌”。第五颗。“五”。“仪峨诚也”。五颗扣子。排成一排。像五只眼睛。看着他。他攥着。攥了很久。他翻过来。看背面。刻痕浅。铜色新。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五颗。都是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贾金南。”

    电话通了。贾金南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慌。

    “毛秘书。我没杀成。阮玲玉手里有四颗真的。她手里有三封信。她手里有证据。她赢了。我输了。”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贾金南以为他挂了。

    “贾金南。你手里那把枪。是假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手里那把枪。是假的。子弹被我卸了。你扣了扳机。咔嗒。没响。你输了。”

    贾金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长到毛人凤以为他把电话砸了。

    “毛秘书。您手里的五颗。是假的。”

    “你说什么？”

    “我说。您手里那五颗。是假的。真的。在阮玲玉手里。在张学良手里。在韩志远手里。在戴笠手里。在老周手里。十三颗真的。都在。只有五颗假的。在您手里。您输了。”

    毛人凤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他低下头。看手心里的假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贾金南。你手里那把枪。是假的。”

    “您手里那五颗。是假的。”

    两个人同时说。两个人同时沉默。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两个人都不肯放手。两个人都在等。等对方先松手。等对方先认输。等对方先露出破绽。

    三

    同一天。凌晨五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卧室。

    阮玲玉坐在梳妆台前面。面前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四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凌晨。天快亮了。东边的天边。出现了一道白线。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来。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心里有四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四颗。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

    然后她听见了敲门声。很轻。三下。咚。咚。咚。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灰布长衫。戴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下巴上有一道疤。那个人看着她。嘴角往上翘着。像一条蜈蚣在爬。他举起右手。手里攥着一样东西。铜的。圆的。刻着“南满”。真的零号扣子。然后他又摸出第二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韩志远”。真的“一”号扣子。第三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二”。旁边刻着“韩志远”。真的“二”号扣子。三颗。都在他手心里。

    “阮小姐。你手里的四颗。是真的。戴笠手里的一颗。是真的。张学良手里的四颗。是真的。老周手里的一颗。是真的。我手里的三颗。是真的。十三颗真的。都在。只有五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你赢了。”

    阮玲玉的瞳孔缩了。

    “你说什么？”

    “我说。十三颗真的。都在。只有五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你赢了。”

    他走了。脚步声很轻。布鞋底踩在水泥地上。脚后跟先着地。步子迈得匀。嘴里哼着二人转。

    阮玲玉站在门口。攥着四颗扣子。铜的。凉的。四颗。真的。都在她兜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把门关上了。她插上门闩。她回到卧室。坐在梳妆台前面。镜子里的脸。白的。像纸。但眼睛是亮的。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十三颗真的。都在。只有五颗假的。在毛人凤手里。我赢了。”

    她放下笔。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凌晨。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四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四

    同一天。早上八点。北平。铁狮子胡同。张学良公馆。书房。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