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夜。黑黢黢的。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

    “雨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戴笠攥紧了扣子。铜的棱角硌着掌心。他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梧州。找陈资平。”

    电话通了。陈资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沉。

    “局座。办妥了。”

    “脸皮呢？”

    “带回来了。用石灰腌着。装在木匣子里。”

    “扣子呢？”

    “在九哥手心里。第八颗。真的。刻着‘八’。旁边刻着‘王亚樵’。”

    “你拿了没有？”

    “没有。李济深来了。他把扣子拿走了。我没敢动。”

    戴笠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李济深拿走了？”

    “拿走了。他蹲在九哥旁边。把九哥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把扣子拿走了。装进兜里。贴着心脏。”

    戴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陈资平以为他挂了。

    “陈资平。你听着。那颗扣子。是第八颗。真的。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我刻的。我镀的。我换的。假的。”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长到戴笠以为他挂了。

    “局座。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五颗真的。她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她活着。我就赢。”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局座。我杀。”

    电话挂了。戴笠把听筒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王亚樵。你死了。第八颗扣子。在你手心里。但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你白死了。”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西装内兜。贴着心脏的位置。和那颗“十”放在一起。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他看着那些黑暗。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三

    同一天。早上六点。北平。铁狮子胡同。张学良公馆。书房。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都在他手里。他面前站着赵四。赵四刚从梧州回来。浑身是汗。喘着气。嘴唇干裂了。像一块干树皮。

    “少帅。九哥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

    “我知道。”

    “李济深拿走了扣子。装进兜里。贴着心脏。”

    “我知道。”

    “他让我告诉您。九哥死之前。写了一首词。最后一句是‘北顾延河非孤云’。延河。是延安。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李济深写了推荐函。词在枕头底下。现在在李济深手里。让您去拿。”

    “我知道。”

    赵四的瞳孔缩了。

    “少帅。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王亚樵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戴笠刻的。戴笠镀的。戴笠换的。假的。”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平的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