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香港到梧州。”

    余立奎的瞳孔缩了。

    “九哥怎么了？”

    “九哥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在梧州。新西旅店。二楼。余婉君那儿。”

    余立奎的嘴唇白了。他攥紧了拳头。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来。像一条蚯蚓。

    “婉君呢？”

    “死了。脖子上一刀。跟九哥一起死的。她卖了九哥。戴笠拿十万银元收买她。加你的命。她答应了。她写信。她寄信。她从香港寄信。她骗九哥来梧州。她骗九哥进那间房。她骗九哥站在石灰前面。她骗九哥中了五枪三刀。她骗九哥被剥了脸皮。她骗九哥死了。”

    余立奎的嘴唇白了。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他的手在抖。抖得铁床吱呀响。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根指头。粗的。裂的。结着痂。他攥了攥。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郑抱真。看了三秒钟。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她为了我？”

    “她为了你。她为了十万银元。她为了她自己。她卖了九哥。她卖了九哥的命。她卖了九哥的脸皮。她卖了九哥的扣子。”

    余立奎攥紧了拳头。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来。像一条蚯蚓。

    “她白死了。她卖了九哥。她没拿到十万银元。她没救出你。她白死了。”

    余立奎的眼泪掉下来了。掉在手背上。湿的。热的。他攥着拳头。攥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郑抱真。看了三秒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低。很哑。像砂纸磨铁。

    “郑抱真。你告诉李济深。余立奎没卖九哥。余立奎关在军统局三年。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一个字都没说。余婉君卖了九哥。余婉君不是余立奎。余婉君是余婉君。余立奎是余立奎。余立奎没卖九哥。”

    郑抱真点了点头。

    “余立奎。你听着。九哥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不在余婉君手里。不在戴笠手里。不在李济深手里。在阮玲玉手里。你女人白死了。她卖了九哥。她没拿到十万银元。她没救出你。她白死了。”

    余立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根指头。粗的。裂的。结着痂。他攥了攥。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郑抱真。看了三秒钟。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郑抱真。你告诉李济深。余立奎没卖九哥。余立奎关在军统局三年。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一个字都没说。余婉君卖了九哥。余婉君不是余立奎。余婉君是余婉君。余立奎是余立奎。余立奎没卖九哥。”

    三

    同一天。中午十二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戴笠办公室。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份电报。电报是梧州站发来的。上面写着：“余婉君死了。脖子上一刀。王亚樵脸皮剥下。扣子在手心。第八颗。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

    他把电报烧了。他看着纸灰飘起来。碎了。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因为那时候天很冷。风很大。照相的人喊“笑一笑”。他们咧了咧嘴。就拍下来了。

    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那张脸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他在湖州的时候。王亚樵最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哈哈哈的。震得土墙掉灰。

    戴笠拿起钢笔。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梧州。找陈资平。”

    电话通了。陈资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沉。

    “局座。办妥了。”

    “脸皮呢？”

    “带回来了。用石灰腌着。装在木匣子里。”

    “扣子呢？”

    “在九哥手心里。第八颗。真的。刻着‘八’。旁边刻着‘王亚樵’。”

    “你拿了没有？”

    “没有。李济深来了。他把扣子拿走了。我没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