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

    阳光穿过山谷间的薄雾，斜斜地照在两排红砖排房的灰色瓦片上，泛着一层冷光。

    路旁，几辆平板三轮车正咯吱咯吱地碾过路面。

    拉车的工人弓着腰，布满汗水的脖颈上搭着一条洗得发黄的毛巾，车斗里码放着从仓库里运出来的旧库存，铁青色的锅体在颠簸中发出沉闷的碰撞声。

    “陈处长，这回工资真能发？”

    路过工具车间门口时，那个之前在库房门前追着问学费的年轻工人停下了手里的活，远远地喊了一声。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沾满油污的卡规，脸上带着些许期盼和局促。

    旁边一个正往三轮车上码锅的老工人瞪了他一眼，用粗糙的手掌拍了年轻人的后脑勺一下：

    “瞎嚷嚷啥！陈处长正忙着跑市里呢，少耽误公事！”

    “陈处长，喝口水不？”路旁倒开水的大姐也直起腰，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陈砺停下脚，冲他们点了点头：“生产跟得上，工资就没问题。大家注意安全，别图快把工序省了。”

    “放心吧陈处长，咱都是老军工的底子，糊弄谁也不能糊弄手里的活！”老工人拍着胸脯保证。

    陈砺笑了开来，没有多留，迈步朝质量处的老办公楼走去。

    他走得很平稳，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这些工人看他的眼神变了。

    从先前的怀疑、冷眼旁观，变成了现在的期盼和迎合。甚至连称呼，也从“小陈”或者带点敷衍的“陈副处长”，变成了干脆利落的“陈处长”。

    但陈砺很清楚，这种变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人格魅力，也不是因为大家突然理解了他在技术上的良苦用心。

    工人真正相信的，是车间里重新拉开的电闸、是三轮车上滚动的铁锅，以及赵国梁在钳工台上用名誉担保的那一个月工资。

    如果十天后，首批一百口高压锅没能按时送到临江货场，或者华远的预付款出了岔子，今天这些热切的称呼和笑脸，退得会比来时快十倍。

    在这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年头，生存本能比任何行政级别都更现实。

    ……

    质量处副处长的办公室在老楼二楼的拐角。

    推开油漆斑驳的木门，屋里弥漫着一股长期没有开窗的霉味，混合着红蓝墨水和劣质浆糊的酸气。

    陈砺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桌面上平铺着几张写满字又被红笔重重划掉的草稿纸，那是原身为了整理历年军转民尝试的论证和撤厂准备的旧材料，在档案室连续加班留下的字迹。

    陈砺伸手拉开抽屉。

    最上面放着一张夹在玻璃板下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工艺记录册，站在764厂老厂门前看着镜头。

    那是他的父亲陈国安，1979年在一次火工品热处理试验事故中因公牺牲。

    抽屉深处还塞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药包。

    陈砺拿起来闻了闻，一股刺鼻的草木苦味钻进鼻腔，那是林素芬半个月前送来的川芎茶调散，原身一直有偏头痛的毛病，每次加班狠了就会发作。

    陈砺看着这些物件，指尖在照片粗糙的边缘上轻轻抚过。

    原身拼了命地在质量处加班、查阅各种档案，甚至不惜跟生产处的罗铁军拍桌子，只是想向厂里证明，他陈砺坐上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老父亲留下的那点余荫。

    如今，这具身体终于用海外订单和银行周转额度赢得了全厂的尊重，但完成这一切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灵魂。

    陈砺靠在硬邦邦的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前世的他，是世界级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

    在他的主持下，上百个配套研究所和分系统团队协同运转，每年调拨的研发资金以亿为单位。

    在那个级别的会议室里，他只要在技术结论一栏签下名字，整个国家的军工产业链就会如臂使指地轰然启动。

    可现在，在1984年的764厂，防空武器的图纸锁在铁柜里落灰，他想调两个八级工去改制样锅，得等赵国梁口头授权；

    他想去银行争取十万块的周转金，得让市经委的科长陪着，还得省里兵器管理局的副局长亲自打电话作保。

    这种处处受制的行政限制，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死死地扣在他的肩膀上。

    陈砺睁开眼，目光落在桌上那支掉了漆的钢笔上。

    在1984年的工业体系里，技术能力当然是杠杆，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扎实的支点，再好的杠杆也撬不起濒临破产的军工厂。

    他不可能每次遇到危机，都指望赵国梁临时给他授权，更不可能永远以一个质量处副处长的身份去对接外部的经委、银行和外贸公司。

    他需要在这个时代的组织架构里，拿到一个拥有正式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的合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