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拳的时候连酒吧都不怎么去，退役之后最大的开销就是给两个孩子买玩具。

    两万四一天，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可现在呢？一分不剩，倒欠两亿多。

    他前半辈子在擂台上被人一拳一拳打出来的所有积蓄，全没了。

    赵曼提离婚的时候坐在他对面，语气冷静得像在谈一个商业项目。

    第一句话说：“房子给我，孩子跟我。”

    第二句话说：“家里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实在受不了你了。你就不能支棱起来吗？拿出你当年的那股拼劲出来啊！现在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不能让孩子未来也跟着我们受苦，所以债务你来扛。”

    “逼一逼你，可能你就好起来了。等以后情况好一些，我们再复婚。”

    邹劲夫坐在那里听了很久，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签了字。

    后来他才知道，离婚前赵曼已经做了所有资产的剥离和转移。

    那些公司、账户、甚至他名下的一些知识产权，都在她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做了处理。

    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那堆债。

    两个孩子他再也没有见过。赵曼把他们的手机号换了，住址换了，学校也换了。

    他打过去永远在通话中，寄过去的快递被退回。后来他通过律师传话想见孩子，对面回了一句。

    “等你把债务还清了再说。”

    语气公事公办，像在讨论一笔商业债务的还款计划。

    退役那年，邹劲夫本来可以进省体育局当副局长，副厅级，稳稳当当的体制内岗位。

    当时赵曼看不上，她觉得那工作“一眼就能看到退休”，就是养老、喝茶、开会、签字，没什么意思。

    她当时说的是：“你才三十多岁，难道这辈子就看到头了？你不能上进一点吗？”

    于是邹劲夫听了她的话，没去。

    现在想想，如果当初去了，每个月工资虽然不高，但体制内的平台和资源摆在那儿，债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处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债权人和媒体两面夹击。

    可那条路已经回不去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邹劲夫从那天起就变了。

    起初只是整夜睡不着，闭着眼躺到天亮，脑子空转着那些数字和债务。

    后来他开始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白天坐在客厅里发呆，一坐就是一整天，电视开着也没在看，饭点到了也感觉不到饿。他叫过外卖，但经常放凉了才想起来吃，吃两口又搁下。

    外人看来他还是那个邹劲夫，只是安静了一些。

    经纪人和教练偶尔打电话来，他接起来说“我没事”，语气和平常没两样。

    他们问要不要出来聚聚、聊聊，他说“最近有点累，改天吧”，然后挂了电话继续发呆。

    朋友来过几次，看到的是同一个画面。他坐在沙发上，电视亮着，手里没拿东西，目光落在前方某个虚点上，不主动说话，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答完又回到那个状态。

    他们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找不到话说，就走了。

    走了之后没有再来。

    只有他自己知道事情在往下沉。

    那种沉是缓慢的、持续的，像水慢慢淹过脚踝、膝盖、腰际，他站着一动不动，看着水面一寸一寸往上爬，既不喊也不挣扎，就那么看着。

    从失眠到情绪持续低落，从低落变成对一切失去兴趣，从失去兴趣变成整日蜷在沙发上的困倦和无力。

    他在那间公寓里独自度过了将近一年，没有去看过医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正在往下掉。

    赵曼偶尔打电话来，他接起来听她说，偶尔回一句“嗯”，对方挂了之后手机搁在茶几上，他继续盯着那个没有焦点的方向。

    到后来，那面墙上的便利贴成了他唯一能看进去的东西。

    赵曼贴的那些纸条，他已经看不到了，他真正日夜相对的是那面空白的墙。

    茶几上堆着外卖盒子、烟灰缸、几个没拆的快递箱，窗帘大半时间都是拉着的，日光和黑夜在他这里失去了分界。

    他变得不分白天黑夜，睡不着的时候就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

    手机里的游戏成了唯一能让他把手伸出去的理由，他一遍一遍地刷新关卡、收集道具、完成任务，手指滑动屏幕的时候不用动脑子，不用想那些数字和债务。可游戏界面一关，那些东西又回来了，比之前更重。

    没人发现他正在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的朋友圈停留在一年多以前，微博不再更新，以前那些约他商演和站台的电话陆续断了，手机里只剩下催债短信和律师转达的消息。

    赵曼那边的传话从“你要上进一点”变成了“孩子生活费快没了”，再到“你好自为之”，再到后来干脆不传了。

    邹劲夫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一点一点地变轻，不是瘦的那种轻，是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身体里往外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