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了。

    捱到半夜夜深人静，他才扛着铁锹摸到萝卜窖最底下，挖了个深坑，把木匠的尸体埋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远听见警笛声就浑身发紧，生怕警察找上门来。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找过来，也没人问起那个外乡木匠的下落，就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他悬着的心这才慢慢放了下来。

    翻着木匠留下的成套工具和几十块现金，他第一次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

    恐惧退去之后，贪婪的念头就这样一点点占了上风。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起初他还犹豫忐忑，骗回人来要纠结半天才能下手。

    可次数多了，手法越来越熟练，心态也越来越麻木。

    从半个月物色一个目标，到农闲时每周都去市场蹲守，从临时起意到主动物色筛选，他的作案套路越来越固定，心也越来越硬。

    到了后来，杀人对他而言，跟处理一件多余的杂物没什么区别，干完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连夜里都不会做噩梦。

    闫淑霞的沉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她全程都在屋里，吓得浑身抖成了筛子，想喊人，被龙治民一巴掌扇了回去。

    他掐着她的脖子威胁，说她要是敢往外说半个字，就把她也埋进萝卜窖里。

    她本就懦弱胆小，被这么一吓，真的不敢声张，夜里听见院里挖坑的声响，就蒙着头缩在炕角哭，连往窗外看一眼的胆子都没有。

    可杀人的次数多了，她也渐渐麻木了。

    从不敢出屋，到敢按照龙治民的吩咐，给被骗来的受害者端水递馍、说几句稳住对方的话；

    从不敢碰死者的东西，到主动帮忙分拣粮票、叠放整理衣物，把旧铜烂铁分类捆好等着变卖。

    她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带回来的人是什么下场，也知道自己在帮着犯罪，可她既不敢反抗，也不肯逃离，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跟着龙治民过日子，一步步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动配合的共犯。

    审讯里她哭着说：“日子久了，就觉得跟平常过日子一样了。”

    她麻木的语气，比歇斯底里的辩解更让人心惊。

    与审讯同步推进的身份核实工作，却陷入了僵局。

    身份核实组的民警跑遍了商洛地区所有区县，翻遍了近三年的失踪人员登记册，又向河南、甘肃、四川等周边省份发了协查通报，逐人比对死者的骨骼特征、残留衣物和赃物信息。

    忙了大半个月，最终也只核实出十九名死者的身份，剩下二十九具遗骸，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家属。

    这些无名死者，大多是四处漂泊的麦客、走乡串户的手艺人、无家可归的光棍汉。

    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亲人牵挂，像浮萍一样飘在社会的边缘，消失在人海里，连一点涟漪都泛不起来。

    龙治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专挑这类人下手，笃定他们死了也没人追查，更不会有人找上门来。

    有远道而来的家属，盯着皱巴巴的旧照片来辨认遗物，确认亲人遇害后，蹲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号啕大哭。

    可更多的死者，连一个前来确认的人都没有，只剩几件破旧的衣物、半件生锈的工具，静静躺在物证袋里，成了无人认领的冤魂。

    到1985年的六月中旬，案件的侦查工作基本终结。所有物证、口供、尸检报告全部整理完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即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消息传开，商县百姓群情激愤，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人人都等着看这对狠毒的夫妻受到法律的严惩。

    可看守所里的龙治民，依旧毫无悔意。

    有时候他还会跟同监室的人吹嘘，说自己 “干了件大事”。

    在他扭曲的三观里，始终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反倒觉得自己除掉的都是 “没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