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进了成年监狱后，发现这里与少管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少管所里大多是半大孩子，吵吵闹闹，手段都上不了台面；

    可这里关着的，有混迹江湖多年的惯偷，有手上沾了血的抢劫犯，有走南闯北的贩子，个个都是老油子，作案的路子、躲警察的手段，一套比一套精。

    张君进去之后，照旧摆出低调本分的样子，干活抢在前头，见了老犯人主动递烟跑腿，从不跟人起争执，暗地里却在筛选值得结交的人。

    他很快搭上了一个姓王的犯人。

    那人是云南人，因为非法贩卖枪支弹药进来的，判了十年，肚子里藏着不少边境黑市的门道。

    张君天天凑过去帮他打饭、整理内务，对方聊得兴起，就会讲几句边境上的事：哪里能摸到黑市的路子，手枪多少钱一支，子弹怎么带过关，哪条山路能绕开检查站。

    这些话像磁石一样吸住了张君，他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夜里躺在大通铺上翻来覆去地琢磨。

    他还认识了一个跨省流窜作案的惯抢犯，那人跑过半个中国，从来没在同一个地方作过两次案。

    那人跟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案不能沾家门口，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跨省流窜，警察各管各的地盘，很难串到一块儿去。

    他还教他怎么伪造身份，怎么选撤退路线，怎么避开路上的盘查。

    张君把这些话和自己少管所里想的路子一对，瞬间通透了不少。

    监狱里有法制教育课，也有图书室，订着法制类的报纸杂志。

    别人看这些是看热闹，张君却看得格外认真，盯着案件侦破的报道反复琢磨：警察是从哪条线索摸到人的？

    哪个环节露出了马脚？

    如果换成自己，该怎么避开这个漏洞？

    他像个做题的学生，把每一起公开的案件都当成反面教材，反向拆解警方的侦查逻辑，再补到自己的计划里。

    别人坐牢是熬日子，盼着早点出去重获自由；张君坐牢却像在 “深造”，一天比一天笃定自己要走的路。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未来的犯罪路线越盘越清晰：

    第一要紧的是搞到枪，有枪才有底气，才能干金店、银行这种大目标；

    第二不能单打独斗，得找几个信得过、敢下手的同伙，分工配合才效率高；

    第三得有窝点，最好是女人的住处，警察最不容易怀疑，跨省作案也能有地方落脚藏身。

    因为在狱中干活积极，表现尚可，张君获得了一年多的减刑。

    1991 年春天，二十五岁的他提前走出了监狱大门。

    站在监狱外的阳光下，张君眯了眯眼。和五年前从少管所出来时相比，他脸上少了几分外露的戾气，多了几分沉在骨子里的阴沉。

    监狱门口照例空荡荡的。父亲没来，兄弟姐妹也没来，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他回头望了一眼高高的围墙和岗楼，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重获自由的轻松，也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路上他拦下一辆往安乡方向去的农用三轮车，颠颠簸簸坐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那个自己从小长大的滨湖村子。

    村口的人看见他，都下意识地别开目光，凑在一起低声议论，指指点点的目光像细针一样向他扎了过来。

    张君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 在村里人眼里，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劳改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也休想摘掉劳改犯的帽子。

    推开自家那扇斑驳的木门，父亲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见到是张君回来，他只闷声说了句 “回来了”，就再没别的话了。

    几年过去，屋里还是他走时的样子，土坯墙熏得发黑，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墙角斜靠着一只掉了漆的竹篮，竹篾磨得发亮，是以前家里装针线用的。

    张君的目光在那只竹篮上顿了顿，一段压了好几年的旧事，顺着熟悉的霉味和烟火气，慢慢翻了上来。

    那是 1987 年，他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

    远房亲戚见他年纪轻轻总在街上晃荡，便给他说了门亲事。

    女方是邻村的罗氏，离过一次婚，性子温顺本分，就想找个男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两人只见了两面，并不是因为什么情投意合，只是觉得条件合适还算合适——一个离过婚，一个坐过牢，就匆匆办了喜事。

    刚结婚那阵子，他也试着收过心，白天去工地打零工，晚上早早回家，罗氏烧好热水等他，桌上摆着热饭热菜。

    那是他母亲去世以后，第一次尝到 “家” 的滋味，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过就这么凑活过下去，生个孩子，守着几亩地过完这辈子。

    可安稳日子没过一年，他就耐不住了。

    工地扛货太累，一天赚不了几块钱；种地更苦，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见不着现钱。

    他又开始往镇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