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后，解放碑金店劫案的赃款终于彻底变现了。

    对张君来说，五十万赃款固然是笔巨款，可金店劫案的短板也很明显：变现周期长，辗转托人销赃容易留下线索，一趟下来折腾小半年才能落袋为安。

    他的野心早就不在玻璃柜台里的金饰上了， 街头穿梭的银行运钞车，铁皮箱子里装的全是现成的现金，拎走就能用，不用折腾任何销赃环节，他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冒风险的大买卖。

    想到就去做，这就是张君的执行力。

    1995 年底到 1996 年初，整整两个月，张君带着赵正洪、陈世清，盯上了市区三条主要的运钞车线路。

    他定下死规矩：绝不扎堆出现，三个人分时段、换身份轮流出动，每天只去一个人，每次只待半小时。

    有时候赵正洪扮成路边擦鞋的小贩，拎着鞋箱蹲在银行斜对面，头也不抬地擦鞋，眼角余光却盯着运钞车的进出；

    有时候陈世清装成等公交的乘客，站在站台边叼着烟，把押运员的人数、携带的武器、停留的时间默默记在心里；

    张君自己则常去银行对面的茶馆，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一下午，点一杯茶，默默地独自喝，假装看书，只看不说，绝不跟老板和任何人搭话。

    赵正洪蹲了半个月就耐不住性子了，晚上回出租屋跟张君抱怨：“哥，咱们直接冲上去干就完了，费这劲天天蹲这儿干嘛？不就是几个押运员，几枪就解决了。”

    张君听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说：“冲上去送死？你笨啊，运钞员手里拿的是防暴枪，你以为是橡胶警棍？

    摸不准他们的路线、换班时间、交接规律，你冲上去就是活靶子。

    多蹲一天，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不想死就老老实实地蹲。”

    赵正洪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

    两个月蹲下来，三条线路的底细被摸得一清二楚：

    每条线路配几名押运员、带几把防暴枪、每天几点几分到哪个网点、停留多久交接钱款、司机和押运员的换班周期，甚至押运员中途爱在哪家烟摊买烟、有没有离岗抽烟的习惯，都被陈世清一笔一笔记在了小本子上。

    反复对比了十几遍，张君最终选定了沙坪坝一家支行的运钞线路。

    这条线路每天下午四点半会送一次当日营业款，从支行出来后要途经一段两百多米的老巷，巷子里平时人车稀少，巷口连着滨江路，岔路多、撤退路线四通八达；

    更关键的是，这家支行的运钞车只有三名押运员、两把防暴枪，安保比其他线路薄弱，可单次运送的营业款却有几十万，性价比最高。

    这个数额他有较大把握。

    两个月蹲点里，他早就摸透了这家支行的底子：地处批发市场周边，七八个营业窗口，每天商户存现的人络绎不绝，现金流水远胜普通社区网点；再看运钞车每次交接的钞箱，两个大号铁皮箱，按当时银行的装箱标准，他估算下来单日营业款至少三四十万。

    可光靠外围蹲点，终究摸不准每日的钱款数量和临时排班变动。张君思来想去，决定找个银行内部的人当内应。

    他盯上了这家支行的经警许军。

    许军三十多岁，本地人，在银行干了五六年，工资微薄，老母亲得了尿毒症，每周要做两次透析，欠了医院好几万医药费，老婆天天跟他吵架，家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张君观察了他半个月，常常看见他在医院缴费窗口捏着催费单皱眉，抽最便宜的烟，中午就啃两个馒头就咸菜。

    张君心里有数，这人是最合适的内应：有明确的现实软肋，急用钱，胆子不算大但有家人牵绊，不敢轻易叛变，就算事后出事，也不敢咬出同伙。

    他先让赵正洪假装成病人家属，在医院透析室门口跟许军 “偶遇”。

    那天许军刚交完费，垂头丧气地坐在长椅上，赵正洪故意坐过去，唉声叹气地说自己老父亲也得了肾病，医药费贵得扛不住，聊着聊着就叹：“这年头，没钱真是寸步难行，要是有路子赚快钱，冒点险都认了。”

    许军当时警觉地看了他一眼，没接话，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的内心，听了赵正洪的话，他皱着眉看着催费单，眼神里有了动摇。

    摸清了许军的底线，张君亲自出面。他约许军在郊区偏僻的一家茶馆见面，包间在最里面，关上门连走廊的声音都听不见。

    张君也不绕弯子，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他面前，信封露出一点钞票的边角。

    “两万块，先拿去给阿姨交医药费。” 张君对他说，“不用你动手，也不用你露面，就给我们透露几点信息： 每天运钞车的排班、钱款数量、有没有临时变动，提前半小时告诉我。事成之后，再给你五万。”

    许军的脸当时就白了，连连摆手，声音都发颤：“这不行…… 这是犯法的，抓住要坐牢的，我不能干。”

    “坐牢？” 张君笑了一声，往前探了探身子，“你母亲的病拖得起吗？医院催费催得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