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初，周克华长成了二十出头的青年。

    他长得精瘦，个子不高，皮肤晒得黝黑，往码头货堆边一靠，像根沉默的木桩。

    因为他一天说不上十句话，其他工人背后都叫他 “闷葫芦”。

    扛货、吃饭、歇工，他永远独来独往。他不跟人赌牌，不凑堆喝酒，也不聊工人们最喜欢聊的女人话题，收了工就蹲在最偏的货堆后面，膝盖上摊本卷边的旧书，看得入神。

    有时他书也不看，就沿着江边慢悠悠晃，眼睛扫过沿岸的供销社、货栈、小卖铺，像在逛，又像在盘算什么。

    没人知道他怀里总揣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没人的时候就掏出来，用铅笔头画地形、记作息：供销社几点开门、几点锁门，晚上谁守夜，货堆放在哪个角落，哪段院墙矮、好翻。

    画完一页就撕下来揉成球，扔江里，没人见过他本子上到底写了什么。

    其实他早不满足于码头扛货赚的那点工钱了。

    他的第一次出手在一九九一年深秋，那次他盯上了码头货主李老三家的一箱尼龙布。

    他踩了三天点，摸清李老三每天下午五点准去街口饭馆吃回锅肉盖浇饭，只留个十六七岁的小学徒看货，那学徒总蹲在门口抽廉价纸烟，抽完就缩回屋里打盹。

    第三天傍晚，趁学徒蹲在门槛上抽烟眯眼的间隙，他绕到后院，单手拎起那箱五十多斤的尼龙布，贴着墙根快步走，沿江边的羊肠小道绕了二里地，拐进镇上的废品收购站，转手就卖了。

    钱到手的时候，他捏了捏厚度，扛三天货都赚不到这么多。

    他没把钱带回家，也没存银行，绕去江边的乱石滩，分三处塞进不同的石缝里，上面压上碎石块，做好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标记。他只留了几块零钱在身上，照旧回家吃饭，脸上半点波澜都没有。

    父亲问他今天怎么回得晚，他说货多，加了会儿班。

    父亲 “嗯” 了一声，旱烟抽得吧嗒响，没再多问。

    那天夜里，他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算那笔账：扛货一天三块二，偷一箱布，抵得上干二十天。 这么一看，卖力气真是傻子干的。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盯着黑乎乎的房梁，心里至此就开始走了歪路。

    有了第一次，后面就顺理成章多了。

    从顺手牵羊的布匹、建材，到后来专偷停在码头边的自行车、供销社仓库的小百货。

    镇上道上的混混慢慢都知道出了这么号人 —— 话少，手稳，独来独往，从没失过手。

    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上门来，想拉他搭伙干票大的，说镇上食品站现金多，两个人配合，一个望风一个进去，到手平分。

    周克华听完，却摇摇头说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

    他心里算得门清：搭伙是分钱快，可嘴也多，哪天栽了，对方一撂，把自己供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干，虽然少拿点，可嘴长在自己身上，路掌握在自己手里，干净，稳妥。

    他不跟人合伙作案，但跟这些混混做销赃的买卖。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不问对方姓名，不问东西来历，交易完转身就走，下次再换个地方接头，从不留任何联系方式。

    和镇上那些咋咋呼呼、拉帮结派的混混比，他像个影子，飘来飘去，没根没迹。

    可井口镇终究太小了，来来回回就那点油水，偷多了迟早要出事。对此周克华有着清楚的认识。

    因此九二年开春，他揣着攒下来的钱，跟父亲说要去武汉打工，背着个帆布包就走了。

    父亲也没多问他什么，只叮嘱了他一句‘出门在外，安全第一。’，然后自顾自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口。

    武汉比井口镇大太多了，汉正街一带，商铺、批发部鳞次栉比，人来人往，在周克华看来，那里处处是金山。

    他踩了半个月点，最后盯上了汉正街侧边的一家建材批发部。

    他发现那里晚上只有一个老头守夜，睡得死，后院墙矮，好翻。他踩了两天点，每天傍晚假装路过，瞅一眼里面的动静，觉得没问题，有机会动手。

    第三天夜里，后半夜的时候，他翻院墙进去了。可他的脚刚落地，几道手电光就照了过来，晃得他睁不开眼。

    “蹲好！别动！”有人厉声命令道。

    他脑袋里 “嗡” 的一声 —— 中埋伏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家批发部前阵子刚丢过货，老板早就安排了联防队员蹲守，专等小偷撞上来。

    人赃并获，撬棍、手电筒、身上的手套，全被搜了出来。

    审讯室里，他没狡辩，低着头就承认了偷盗行为。

    但他的心里却翻来覆去都在骂自己大意：只盯着守夜的老头，没查老板有没有额外安排人；只踩了两遍点，犯了自己定的 “踩点三遍” 的规矩。

    他不觉得走这条路错了，只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太心急，不周密。

    从这一点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