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 11 月 20 日，白银棉纺厂家属院的小平房里，终于再发命案。

    死者罗晓燕，二十七岁，棉纺厂细纱车间的女工，独居在厂区旁的平房里。

    同事也是见她连续两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找到住处，敲不开门，报的警。

    现场依旧是熟悉的手法：老式弹子锁被撬开，死者颈部一刀致命，死后遭性侵，钱包里的当月工资和一枚银戒指不见了。

    技术员第一时间提取了现场的生物检材，当天就加急送往省厅实验室。

    三天后结果反馈：dna 分型与此前系列案件完全同一。

    这是白银警方第一次在案发一周内，就精准确认并案。

    相比九十年代靠痕迹、手法凭经验判断，侦查效率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

    消息传开，整座城市的恐慌也跟着复燃了。

    千禧年刚过，“杀人魔又出来了” 的说法传得满城风雨。棉纺厂的女工上下班必须由家人接送，厂区周边的平房区家家户户连夜加固门锁，不少人家甚至在门后顶上了衣柜。

    “专杀穿红衣服的女人” 的传言再次兴起，街上穿红衣的年轻女性肉眼可见地少了，理发店剪短发的队伍排到了店门口。

    市局立刻重启大规模排查，只是这一次，排查的核心从指纹变成了血样。

    有了 dna 技术，警方不再全员撒网，转而针对重点人群采集血样：全市有盗窃、抢劫、暴力伤害前科的男性，城乡结合部的外来无业人员，各厂矿的单身男性职工，全部登记造册，分批到居委会大院的临时采血点采样。

    通知贴遍了各个片区的出租屋和工地，要求所有外来暂住人员按时间前去登记采血，缺一不可。

    消息传到永丰街的时候，高承勇正在建材市场卸瓷砖。

    一起干活的工友随口念叨，说居委会贴了通知，所有外地来打工的都要去抽血，抽完血才能继续在这儿干活。

    高承勇手里的瓷砖 “咚” 地放在地上，心里猛地一沉。

    他没吭声，蹲下来接着干活，可后背一阵阵发凉。

    之前听人说、从电视上看到的 “验血抓人”，原来不是传言，是真的。

    他比谁都清楚，只要针扎一下，自己这点事就全兜不住了。

    当天下午他就回了出租屋，什么都没多带，只把房梁上藏的匕首、剩下的一点钱卷进铺盖里，跟房东说老家有事，就立刻回了家。

    就这样，他像条滑溜溜的泥鳅，又从警方的撒下的网兜中溜了出去。

    三个多月后，警方所有采集到的血样全部比对完毕，无一匹配。

    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所有人都知道凶手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他独一无二的 dna 密码，可茫茫人海，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藏在何处，要找到他依旧是大海捞针。

    就这样又过了大半年，2001 年 5 月 22 日，五一街平房区再发一案。

    死者张梅，三十岁，在街口开了家裁缝铺，独自守店。丈夫中午去给她送饭，推开门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作案手法、现场清理程度、劫财特征，与之前的案子分毫不差。dna 比对结果很快出来，还是同一个人。

    这次作案后，高承勇又一次蛰伏起来，直到 2002 年的冬天。

    2002 年 2 月 9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街上到处都是置办年货的人，年味已经很浓了。

    水川路的平房区，二十五岁的工厂女工朱晓华在家收拾年货，丈夫出门去买鞭炮和春联，就出去了不到四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家门虚掩着，推开门，妻子倒在里屋的地上，脖子上一道深深的刀口，家里准备过年的一千多块现金不见了。

    而且，妻子衣衫不整，明显被人侵犯过。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起案子与之前发生的十起案子并没有多少差异。

    但没人想到，这竟是高承勇做的最后一起案子，此后的白银市再也没有发生过同类案件。

    一年，两年，三年 ......

    专案组从常态化排查，变成了季度梳理，再变成了年度归档。

    陆续有老民警退休，新民警补进来，很多年轻警察都是听着这串案子的传说入队的，没人真的经历过当年满城恐慌的日子。

    大家私下里都说，凶手要么是死了，要么是逃去外地再也不敢回来了，这案子，怕是要成永久的悬案。

    2004 年，张树平到了退休年龄。

    办退休手续那天，他把十几本案卷、所有物证清单、dna 检验报告整理得整整齐齐，一本本摞在办公桌上，移交给了队里的年轻刑警。

    他反复叮嘱：“别觉得案子冷了就放下了。这个人没跑远，大概率就在白银周边藏着。

    他不是消失了，是不敢动了。记住，技术一直在往前发展，今天破不了，不代表明天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