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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多么喜欢那一万英镑，伊迪斯还是觉得自己最好在公众面前保留神秘感比较好。

    所以她始终没有接下巡回朗读。

    连载结束后的第四周，也就是圣诞节过后，伦敦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用整版篇幅评论了《不该回来的人》，标题是“科学还是巫术？年度最令人不安的悬疑小说”。

    评论文章里花了大量笔墨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别提到了“时间倒流”的设定——“作者‘两个世纪以后’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精确，构建了一个因果颠倒的世界，读者在每一期连载中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全部判断。不过‘两个世纪以后’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引人遐想——它带着一种预言般的笃定感。”

    伊迪斯放下报纸，心想：我上辈子追悬疑小说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被作者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现在轮到她耍别人了。

    《不该回来的人》的核心设定是她精心设计过的。

    女主角在故事开头以女性身份登场，却以男性身份生活，声称要查明一桩旧案。

    这在女性具有种种枷锁的维多利亚时代算是令人惊骇了。

    随着情节推进，读者会逐渐发现她身上有几个层次的身份叠加：她是从未来穿越回过去的人；她在穿越前产生了人格分裂。

    一层一层剥开，每剥一层都让之前的情节产生全新的解释。

    最终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女主再次回到了被更改过去后的未来。

    莫里斯编辑私下非常感叹：“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读者来信。有一半的人在骂你——不是骂写得不好，是骂你让他们猜错了。另一半的人在重读前几期，说发现了被你藏在字缝里的伏笔。还有一位绅士来信说他跟朋友打了赌，赌输了五英镑。”

    伊迪斯听说真的有人被她耍了，笑了好久。

    真正让这篇小说从“畅销”变成“现象”的，是它意外地踩中了一个比文学更广的舆论场。

    十九世纪的英国，唯灵论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

    降神会、通灵术、灵魂摄影——这些东西在客厅和沙龙里被反复讨论，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嗤之以鼻。

    就在《不该回来的人》连载期间，《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降神会欺诈手段的调查报告，引起轩然大波。

    紧接着，一位著名的通灵师在公开演示中被当场揭穿，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而伊迪斯的小说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它写的不是通灵术，而是科学幻想；它讨论的不是灵魂是否存在，而是人是否能跨越时间。

    它和那些批评降神会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它让读者开始怀疑“你以为的真相”是不是真的。

    这种“怀疑一切”的情绪恰好和当时的社会氛围产生了共振。

    于是一些评论家开始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讨论。

    有人说“两个世纪以后”是在用科幻的形式嘲讽唯灵论的荒谬；也有人说她是在认真探讨时间和意识的关系。

    两派人争论不休，小说就在他们的争论里越卖越好。

    更让伊迪斯哭笑不得的是，真的有科学家给她写信了。

    信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措辞严肃，长达七页，详细论证了小说中的时间穿越在理论上是否可能。

    伊迪斯读完信之后，花了两个晚上写回信。

    她知道等到下个世纪初相对论被提出后时间穿越这个概念才会拥有各种猜想。

    不过人家态度显然非常认真，伊迪斯也并不想敷衍这个教授，所以她在立足这个时代世界观的前提下用能够解释的理论给对方回了一封信。

    教授显然对她的回信很感兴趣，又回了一封更长的，请她“不吝赐教”。

    伊迪斯看完信后附带的手稿之后，意识到她恐怕遇到大佬了——虽然论文里的某些假设在二十世纪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推导过程本身非常精彩。

    与此同时，文学界的热度并没有因为伊迪斯小说的连载结束而降温。

    “两个世纪以后”这个笔名已经挂在伦敦至少一半的文学沙龙的话题清单上。

    起初人们只是讨论小说本身——时间穿越的设定、女扮男装的叙事诡计、精神分裂的真相揭露。

    但随着热度发酵，讨论的焦点开始从“这篇小说写了什么”滑向了“这个作者到底是谁”。

    有人说这个笔名带着一种奇异的预言感——“两个世纪以后”，那不就是两百年后吗？

    什么样的作者会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一个狂妄的年轻人？一个隐居的学者？

    还是一个在工业革命里感到不适、想要逃离未来的悲观主义者？

    光是这个笔名本身，就够写一篇千字评论了。

    伦敦的文学